消弥史家与大众的双重尴尬
蒙 曼
2007-07-11 11:24:54
《贞观之治》，刘后滨等著，东方出版中心，2006.8
刘后滨等人的《贞观之治》是中国人民大学影视史学丛书的第一部。影视史学的出现，无疑是中国目前文化普及浪潮中的一波，既反映大众的需求，也反映史学界对自身特性和定位的思考。
中国自古有“文史一家”之说，史家撰述注重文字表达的功夫，许多史学著作同时也是文学名著，不仅大量的稗史具有亦文亦史的特色，就是标准的正史，也特重文采。读司马迁对“鸿门宴”的描写，那剑拔弩张的气氛，生动传神的对话，谁也不会怀疑其中小说的成分。就其教化功能而言，史学又长期被视为经学的附庸。劝善惩恶、资政鉴世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功能，六经皆史，论从此出。西方古典史学同样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就是一位散文大师，他的代表作《历史》引人入胜，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时，当时还是少年的修昔底德竟感动得涕泪交流。
然而近代以来，史学在取得独立地位的同时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现代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历史学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年鉴学派则试图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长时段的深层结构的变迁。科学主义大行其道，战胜了延续数千年的叙事传统。大量数据图表、公式模型进入史学著作，以往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叙事不复得见。史著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史学也因此变成了与大众完全脱节的专家的学问。史学成果失去了广大受众，逐渐变成象牙塔里的谈资，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史学的尴尬。
从另一个方面讲，希望了解过去又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一直在探求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历史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提升，人们更加喜欢追溯历史，缅怀祖先的荣光，一大批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大行其道。但是这些作品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美则美矣，真则未必。影视作品在今天是大众接受历史教育的最主要渠道，但是，人们追求历史真相的愿望并不能借此完全得到满足。
这就是目前史家与大众的双重尴尬：一方面，史家的研究成果无法传达给大众；另一方面，大众也无从知道他们感兴趣的历史真实，无从以史为鉴。在这种情况下，有史家出来创作一些以一般民众为主要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也就成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然而，史家讲史毕竟不同于说书，它在注重可读性的同时还要顾及专业性。具体说来，就是它不能仅仅以情节取胜，更不能无中生有，虚构事实。相反，求真始终应该是史家坚持的原则。换言之，历史通俗读物应该仍然是历史。《贞观之治》出场人物多达数十，但并无一人虚构，亦无一事不见于文献，篇尾还附有隋末唐初大事年表，意义就在于此。
另外，既然是史家，就不仅仅要满足于将传世文献作白话文的改写。相反，他应该有自身的问题意识，把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追求贯穿于叙事当中。《贞观之治》的作者刘后滨在前言中针对“贞观之治”相关史实提出了76个问题，其中很多已经在史学界经过多年的探讨。例如太原起兵的首谋问题，山东豪杰在隋末唐初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玄武门之变的真相问题，贞观之治的意义问题，太宗晚年的皇位继承问题等等。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贯穿于书写之中，本身必须非常熟悉唐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动向。在这本书中，我们从生动流畅的叙事中看到了陈寅恪先生对唐代外族盛衰与内政关系的探讨，看到了吴宗国、李树桐先生分别对贞观之治的探讨……换言之，我们感受到唐史学界几代人的思索和努力。这种以问题引领全书，利用最新研究成果解答问题的写作方式无疑增加了本书的厚重感，也是史家写小说的优势所在。
当然，史家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对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热情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充分尊重有时也会束缚手脚，让人感受到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张力。以本书中屡次出现的山东豪杰为例，作为史学问题，它的研究由陈寅恪先生开创，近年来又有李锦绣女史的一系列成果。无疑，本书的作者在瓦冈英雄殊途同归这一章中意欲体现这些研究。但是，普通读者若无唐史背景，可能对所谓“李氏将兴”和“刘氏主吉”这两则谶语所反映的两大社会势力角逐并无概念，因而在阅读本章时难免有糊涂之感。如何平衡这类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历史是由人书写的，这意味着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不应该脱离人的活动，也意味着历史著作不应忽视人的兴趣与理解。从前一个角度说，中西方史学都有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统，这一传统虽然遭到挑战，但并不可能消失。从后一个角度说，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的资鉴作用、道德意义也不会被全然抛弃。就《贞观之治》而言，它首先刻画的是隋唐之际英雄群像，是他们和他们身后的社会力量造就着那个时代。以人物为中心，可以看作传统史学写法的一种回归。贞观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也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境界的典范，这个时代是如何开创的、它的构成元素有哪些，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巨大魅力。以此言之，《贞观之治》也传承着传统史学的资鉴传统。
近年来，美国学者史景迁的系列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让他备受外界瞩目的，正是纽约的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畅销书。对史景迁讲述历史的“野路子”，美国的史学界颇有争议。这种“讲故事”的写作方式，对那些把历史和文学对立起来的史家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在普通人看来，则觉得深入浅出，津津有味。麦克阿瑟基金会曾颁发给史氏一笔３１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他“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
史景迁的成功反映出人们对历史学发展的一种期望，而史景迁也恰到好处地回应了这种期望。我想，以《贞观之治》为开篇之作的影视史学研究系列也会在这样一条路上继续迈进：精确无误的史实、深刻独到的见解、引人入胜的结构和扣人心弦的文章。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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