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临摹：历史书写的误区
张耐冬
2007-07-11 11:22:14
《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日]陈舜臣著，新星出版社，2007.1
一本普及性的历史文学作品，究竟应该如何选取素材？这是每个从事此类写作的作家都必须面对且应该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
正如《三国演义》没有对《三国志》原样照搬一样，一部成功的历史文学作品，应该与其作为素材的原始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使作者有独立发挥想象、吸取民间文学因素的可能。但是，因为前些时历史文学的过度“戏说”，造成了图书出版领域对于“求真”的反弹，从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开始，以史书为唯一素材的写作立场势不可挡，而且显示出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它甚至成了很多并不“求真”的历史读物炒作自己的卖点。
但是，历史文学毕竟不是历史研究，普及性图书也不是专业著作，读者虽然有了解历史真相的要求，但也有讲求阅读趣味的需要。这也正是《品三国》、《明朝的那些事儿》为代表的“叙述加评点”风格的书籍畅销的内在动因。而“求真”型的历史读物则因为选材所限，难以满足轻松、趣味阅读的市场需求，于是，作者或出版机构退而求其次，以那些古人所写的历史通俗作品为蓝本，以白话文转译古人所写的历史普及读本，用来争取大众文化市场。
《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以下简称《大唐帝国》）就是这样一本白话文转译的古人历史普及读本。作者陈舜臣侨居日本，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普及作品的写作，此书作为其《小说十八史略》的一部分，在日本早已出版，现今中国将其翻译出版，正因为笔者前文曾提到的，为着符合“求真”与“求趣”的市场需求。
包括《大唐帝国》在内的《小说十八史略》，以宋代曾先之所写的《十八史略》为素材，以通俗的文学形式讲述历史，特别是统治上层的政争历史。那么，为什么陈舜臣要选择《十八史略》而非纪传体正史、《资治通鉴》作为其创作的蓝本？
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十八史略》的评价，此书并不算是出色的历史作品，虽然取材于从《史记》到《新五代史》的纪传体正史，但记述过于简略，只能作为“乡塾课蒙之本”，难登大雅之堂。不过，此书在日本的地位之高，可以与《资治通鉴》媲美，也正是因为它简略而大众化。这一文化现象，正可与“清代君臣以《三国演义》为军事宝典”的传说相映成趣。
陈舜臣自幼生长于日本，对东瀛文化颇为了解，其从事关于中国历史的写作，也正是以日本读者对中国的理解出发，因此才会以在日本名声显赫的《十八史略》为蓝本。其《小说十八史略》问世之后，在日本多次再版，正说明他的选择恰恰符合了日本大众文化的需要。而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推荐者往往以此套书籍在日本的销售情况作为宣传亮点。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白话十八史略》的写作年代与日本当时的国情、出版界状况，与今日中国迥然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大唐帝国》这本书不但不具备成为中国畅销书的条件，可能其内容、写法上也并不比中国出版过的一般历史普及作品高明（关于日本战后出版界的情况，可参看鹫尾贤也，《编辑力：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
此书的副题为“隋乱唐盛三百年”，仅从这一点来说，标题就与内容大不相符。书中对“隋乱”只寥寥几笔，而且缺乏有见识的分析，全为了引出唐朝建立的过程，因此，这“隋乱”等于没有写；同样，所谓“唐盛”，内容也多为宫廷斗争、政治阴谋，读来全无“盛世”的华彩与大气，可谓文不对题。如此看来，这一副题除了比附《明亡清兴六十年》之外，与本书主题并不切合，不如仅保留“大唐帝国”这个主标题妥当。
书中的主要内容，便是唐代血腥的政治动荡、权力争夺，在笔者看来，这不但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历史的误解。扭曲源于作者对历史的误解，而扭曲更会加深读者对历史的误解。的确，争夺权力是中国帝制时代高层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们不必讳言唐代也有此类的血腥政治，但这是否就能成为书写唐代的基调？
在《大唐帝国》中，随处可见作者对唐代政治残酷性的揶揄，最为典型的就是对“贞观之治”与“玄武门事变”之间关系的解说：“理想国时代因玄武门血腥事件而启幕——这不是件充满讽刺的事吗？”（102页）应该说，持此种观念的，并非陈舜臣一人，他们觉得历史上的“治世”也好，“盛世”也罢，其实都是丑恶的政治斗争过程中的插曲，真正体现政治中人性因素的，不是对“太平盛世”的追求，而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这种基调，在前些时风靡一时的“清宫戏”与作家二月河的清代皇帝系列小说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作家与编剧们以政治斗争为主线，而文治武功、国富民强则作为斗争间隙的点缀，这种写作思路已经高度程式化，以至于历史剧完全是“清宫戏”模式，无论什么时代，一开场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剧情。
如此去理解历史、诠释历史，只能让历史脸谱化、模式化。事实上，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就以政治斗争为例，有人完全是为了个人的权欲与私利，有人则是以政争为手段，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比如唐玄宗时代著名的宰相姚崇。而陈舜臣等作者，则将政治斗争理解为单纯的行政资源内耗、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只看到历史表面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没能将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
同样是对“玄武门事变”的理解，陈舜臣认为，这与历史上其他的宫廷政变并无不同，是为了争夺权力而发动的军事政变。但是，他除了对事变的主人公唐太宗李世民进行讽刺之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李世民功高盖世，却不能通过正常的程序成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除了发动政变消灭对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体制因素，促成了这样一场人伦惨剧？李世民、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究竟谁更应该对这段历史负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曾对玄武门事变进行了一番评论，他以道德伦理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假说：如果李渊能够选贤而不立长、李建成能够大度地退出、李世民能够避嫌远离斗争漩涡，也许就不会出现兄弟相残的结局了。此论虽然有些迂阔，但从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司马光正是希望李渊父子三人不拘泥于固有的皇位继承制度来解决争端。那么，到底皇位继承制度在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储位之争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双方又是怎样利用这一制度打击对手、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今人讨论这场兄弟之争，也正应从司马光提出的这个假设出发，分析制度在这场纷争中的作用。但是非常可惜，陈舜臣先生依旧从旧史家的立场出发，就皮毛谈皮毛，停留在军事政变的现象上描摹细节，有失深度。
此类的例子在全书中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究其原因，在于作者对《十八史略》采取的是“临摹式写作”而非研究型写作的创作方式。《十八史略》本身就是对纪传体史书的裁剪和转抄，本身缺乏深度，而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包括这本《大唐帝国》，则是对《十八史略》的文学化临摹，无论情节上、思路上，都受到所选素材的限制。
陈舜臣选择《十八史略》作为素材文本的原因，前文已经提到，是为了适应日本的文化背景。而日本读者对《十八史略》本身较为熟悉，因此，在选择了这一素材后，就不能脱离开《十八史略》的文本，这样无异于自缚手足，只能在通俗的层面将文章做细，在观点与见识上无法突破。书中对于唐代边疆问题的错误描述也屡屡出现，应该也是拘泥于《十八史略》文本而未做事实探究之弊。
也正因为这种“文本临摹”的写法，让笔者在阅读此书时，能够非常顺畅地从头到尾通读——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阅读顺畅，说明作者的文字功夫好，但也说明读者对此书的内容比较熟悉，没有疑点，没有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观点冲突与交流，于是只能如翻流水账一般将书看过。
事实上，一本好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引发争论，能够让读者在自己感兴趣而又与作者意见相左的段落停顿下来思考、反复琢磨。笔者在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与雷家骥先生的《武则天传》时，每每中途停顿，思考作者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正是在停顿的思考中，获得了一种阅读的乐趣与充实感。但《大唐帝国》却不能让读者产生这种停顿，换言之，此书只是在“讲故事”，而没有“讲道理”、“讲观点”。
一本平淡无奇的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好书，而不能引发争论、不能令读者停顿下来思考的书，则无法成为真正的畅销书。一本书若要畅销，除去出版者进行宣传与销售渠道的推进之外，内容必须受到读者的关注。而《大唐帝国》一书，目前只是通过宣传手段扩大影响，具体的做法就是强调此书在日本的销量、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书的推荐、使用类似于《明亡清兴六十年》的副题等等。而以唐代历史为题材的几部电视剧在今年的热播，则是此书的主题“大唐帝国”所具有的市场潜力。不过，只拥有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主题，不是成为畅销书的充分条件，何况新近推出的同一主题的书籍并非只有这一本。在同一主题的范围内，内容的高下是能否畅销的关键。
正因为此书是陈舜臣先生多年前在日本所写，所以与今日的读者习惯存在较大的距离，具体而言，主要有三：
其一，写作方式上，目前的读者更喜欢点评式的、作者观点独到而且有启发性的书籍，而此书则采取讲故事的方式，作者的观点并不突出。对于习惯了评论体的中国读者而言，此书的风格过于老套。此书对《十八史略》进行“临摹”的写法，在10年之前的中国出版市场比较流行，当时的历史普及读物大多以翻译史书中的故事为主，但随着这一普及过程的基本完成，今日的读者对此类作品已经不再有兴趣。而且，此书作为《小说十八史略》的一部分，用小说体设置章节，而非目前读者喜闻乐见的专题形式，也不像今日畅销的历史图书一样将各种史料进行排比分析，寻找其中的差异与疑点，因而显得过于平淡。
其二，文化背景上，因为此书原本为日本读者所写，因此以在日本十分著名的《十八史略》为主要素材，但《十八史略》在中国并不具备广泛的影响力，读者既不知此书取材的文本，因此难以就此点在阅读时与作者进行交流。相反，熟悉了白话《资治通鉴》的中国读者，会觉得此书的内容不如《资治通鉴》记载得详细、精彩。而此书中偏重对政治斗争、阴谋权术的叙述，也正符合日本大众文化中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关于此点，十年砍柴在《大唐帝国：华彩掩不住血泊》中就注意到了日本大众阅读的这一特点。（《中华读书报》 (第10版），2007-03-21）。而中国读者对于唐代的印象，除去这些政治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十分关注李白、李商隐等文人在政治中的经历，以及唐代社会的风貌、盛唐气象与“康乾盛世”的差异等问题。这些内容没有成为本书的重点，也会令中国读者失望。
其三，此书的篇幅过长，不适应现在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从之前畅销的“正说”系列，到《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篇幅都只是本书的一半左右，读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读完，而此书因为要讲述整个唐代的历史，因此在求全的前提下字数过多。如此长的篇幅，而且缺乏点评，令读者不易通读。
以上三个问题，基本上皆因对《十八史略》的文本临摹而生，可见文本临摹这一误区对于历史文学创作的妨害。那么，如何去除这一不良影响？柏杨先生的《白话资治通鉴》恰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他以《资治通鉴》为主要素材，但并未停留在做翻译这个层面，而是将自己的理解融入其中，既保留了《资治通鉴》的大体框架，又有作者个人的史识与评论在，二者相辅相成，文字流畅而通俗，观点犀利又不失风趣，足可见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这“三长”在通俗历史文学作品中亦同样适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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