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名义下的务实外交——解读《“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转变时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
樊小菊
2007-06-07 19:37:39
《“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转变时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日]若月秀和著，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
对于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研究来说，政府机构不断公开的外交档案无疑是推动学术进步的一种动力。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般都制定了有关档案情报资料公开的法律：除了政府原则上定期公开已达解禁年限的文件，人们还可以依法向有关行政机构申请开示自己所希望确知的行政文件。这种制度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有助于推动学术进步。在日本，许多学者都在利用政府公开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并不断有扎实的学术成果问世。就战后日本外交史研究而言，至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档案已有大量公开，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出现了不少系统研究战后日本外交著作的原因之一。仅在2006年年初的三个月，就陆续有三本以战后日本外交史为研究对象的年轻学者的著作相继问世。[1]其中，北海学园大学的年轻学者若月秀和所著的《“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转变时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以其资料的丰富和较为细致的过程研究而特别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通过留学、访学者的传播，这些研究自然也将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发生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跟踪日本学者的外交史学术前沿的同时，提出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批评，以增强中国日本学研究与日本学术的对话能力。
《“全方位外交”的时代》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该书以福田内阁时期所提出的“全方位外交”方针为中心，详细考察了从佐藤内阁后期到70年代大平内阁时代日本的外交。以往日本学者研究日本外交史的著作，大多是以较长时间段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并往往以类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另外，以某些事件或者日本与某一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著述也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像这部著作，以十年左右的时间为考察对象，重点考察特定的“冷战—缓和—新冷战”历史背景下的日本外交政策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将日本的对美、对苏、对中及对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放在同一框架内进行考察，并且根据其相互关联，比较清晰地梳理出这一特定时期内日本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使得读者能对该时期日本的内政外交有较为全局性的把握，这是本书的显著特点。
关于“全方位外交”的定义和内容，作者引用了福田内阁时期外务省出版物《我国外交近况》予以说明，即“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全方位外交”，其内容为：一方面以日美关系为最重要，一方面又超越东西冷战对立的框架，通过与所有国家缔结友好关系，为形成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而努力。[2]从实证来看，“全方位外交”一词，最早是由在上世纪70年代初冲绳返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若泉敬提出来的。福田赳夫在1976年担任首相之后，借用了这个词并用来表述自己内阁的外交路线。[3]尽管是在福田时期才正式以外交方针的形式被提出来，但作为外交实践，日本的全方位外交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萌芽。在全书的总结部分，作者进一步归纳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全方位外交的三个特点：一是继续将以安全保障条约为核心的日美关系作为外交的基轴；二是努力与当时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中国和苏联两方都发展关系；三是在美国主导的冷战秩序崩溃的东南亚地区，不仅发展与同属西方阵营的东盟（ASEAN）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重通过构筑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印度支那诸国的关系来实现地区秩序的安定。[4]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作为“全方位外交”的代表性表述，“福田主义”虽然自一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当时的报刊有大篇幅的报道，外务省的一些官员也在杂志上撰文表达对日本外交的期望和雄心壮志，[5]但学者对于这段历史较为深入的研究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6]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年轻学者开始注意这一时期，并有不少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相继问世。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以及一些旅美的日裔学者，多有撰文批评日本的“反应性外交”、“被动外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应，日本外交史学者中开始出现反批评的、说“不”的声音。而首先被拿来作为日本有独立自主外交例证的，便是上世纪70年代以“福田主义”为代表的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若月秀和的研究就代表了这种主张。
从该书的整体结构来看，作者以考察1970年到1980年之间日本政府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协议、与中苏两国之间的外交交涉以及对东南亚事务的介入为中心，试图说明在东亚冷战从美中对立的“旧冷战”向美苏对立的“新冷战”过渡的过程中，探索“全方位外交”途径的日本是如何为形成和谐的地区秩序而努力的；作者还提出一些分析，即尽管所谓全方位外交失败了，但作为一种尝试，它对以后的日本外交有着怎样的意义。另外，作者还考察了自民党各个政权是如何把握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在缓解现实国际环境的紧张状态中怎样形成并实施其外交政策，以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外交活动又为变动中的东亚格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的。[7]
在详细叙述上世纪70年代历任内阁的外交政策之后，作者对上世纪70年代“全方位外交”的意义和局限性做出了评价。其积极意义就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日本这一时期的外交加速了中国脱离“苏联共产圈”、防止东南亚发生“多米诺效应”以及为后来东亚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等等。但作者也指出，上世纪70年代“全方位外交”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在新的冷战格局下———即在中美两国与苏联之间的对立成为冷战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日本一方面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发展与美国、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并且通过持久的将越南拉入西方阵营的努力，防止苏联影响力在东亚地区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也防止与苏联形成敌对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要防止在“田中—大平”时期形成的“美中日等腰三角形”的“反苏合作化”。以这个终极目标为判断标准，那么上世纪70年代的“全方位外交”是失败的，因为日本最后还是被拉到美国和中国的反苏战略中，并且不得不回归作为“西方阵营一员”的外交立场。[8]
不过，对于“全方位外交”路线所追求的外交目标，作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作者认为，在旧冷战对立缓和并且美国的实力相对降低的情况下，日本以本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杠杆，以超越冷战东西方对立框架的外交为目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如果可能，在对立的国家间起到中介者的作用，乃是“全方位外交”时代日本的形象。[9]这是一种对上世纪70年代日本外交的理想主义评价。但我们不得不指出，事实上，日本上世纪70年代所推行的外交，是在冷战对立从紧张到缓和再到新冷战的国际环境变化中，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外交。在作者所认为的“全方位外交”所涉及的各个方位，都有日本的利益存在和利益追求企图。与美国的关系自不必赘述，即将美日同盟作为国家的安全保障，因此在维护两国关系的同时争取到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乃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中，日本的利益在于竭力改善两国关系，减少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为适时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创造条件；而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完成所谓“战后处理”，解决历史问题，从而为经济上重新进入亚洲的市场、政治上在亚洲发挥大国作用进行积累铺垫是日本战后的追求之一。国际环境的缓和对于以上国家利益的追求造成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看到日本便在以上几个方面展开积极的外交行动；而当局势趋于紧张之时，日本则积极寻求缓和的途径，甚至希望扮演中介者的角色试图调停矛盾各方，以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不过，当通过努力仍然不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的时候，日本便无奈回归“西方一员”的立场，做美国的忠实盟友，以保住自己之所以安身立命的利益底线。所以，所谓“全方位外交”只是一个包装，无非是将日本积极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行动包装得更加堂皇，看起来具有以“和平国家”面目为“超越意识形态斗争”、“实现地区秩序的安定”而努力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事实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务实外交──在超级霸权美国的外交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日本多方面的利益。总之，利益的“全方位”决定了外交的“全方位”，“全方位外交”完全是以日本国家利益决定进退的务实手段；也就是说，日本的所谓“全方位外交”并没有若月秀和所主张的那么强的道德性和公益性。而且事实上，在战后，日本何曾阻止过亚洲的大国战争，又何曾化解过大国间的政治矛盾呢？
作者还指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有两个大的失误。其一，是在与中国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田中角荣内阁过于心急、过于亲近中国，因此在两国共同声明中写入了反霸权条款，这成为日本后来逐渐“被拖入中国的对苏战略”并与苏联形成敌对的肇端。作者认为：当初与中国谈判的时候政治家（田中角荣）不应该急于介入，不应该急于进行政治首脑间的会谈，如果多花些时间进行事务级的谈判，那么就能防止将反霸条款明确记入共同声明；而与此同时，对苏联的交涉则不应当过于强硬，因为在领土问题上，短时期内苏联是不会让步的，不如从经济合作入手，培养合作关系与相互信赖，从而为将来的解决创造良好氛围。也就是说，“田中首相急于实现日中正常化，并且过于高调地提出领土问题，使得自鸠山首相以来中止了十七年的日苏首脑会谈没能为推动两国关系走上长期稳定的轨道创造有利的机会”。[10]这里作者想要说的“失败”，实际上就是指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失败，并且暗指这种失败的根源在于和中国的关系改善时急于求成。但我们必须指出，日本不愿与苏联形成对立并且希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其目的无非在于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以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而作者认为在日苏有望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由于田中内阁固执于领土问题的优先解决，使得日苏关系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善。可是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田中政权之所以高调提出领土问题，与美国在背后的怂恿不无关系，[11]而没有证据说明中国对此有任何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战略或者说日美同盟关系才是左右日本对苏政策的根源。而决定日苏关系的另一个因素，则在苏联一方，即当时的苏联是否有诚意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设问，假如日本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苏联是否就会愿意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苏联从1956年与日本恢复邦交后一直都不愿而且到现在也不愿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提供相关论据来证明中日关系正常化与日苏不能签订和平条约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不从美日关系及美国战略上找原因，反将日苏和平条约不能签订归咎于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操之过急，显然是有失根据的。而且，所谓日本“被拖入中国的对苏战略”更是无中生有，因为所谓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反霸条款”附带有日本要求申明的“不针对第三国”，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政治联合或军事同盟的实质性意义；最重要的是，在中国针对苏联的反霸权政治斗争中，日本没有做出过什么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的合作性贡献，“被拖入中国的对苏战略”之说从何谈起？
其二是日本的印度支那半岛政策。作者指出：由于福田政权在要求统一后的越南政府继承原南越伪政权对日债务的问题上反复交涉，颇费时日，对越南的正式经济援助实施得太迟，结果，相较于越南与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越南与苏联之间的纽带更得到强化；考虑到日本方面在1976年2月就已提起债权债务继承交涉，如果1976年末到1977年上半年以无偿援助的方式结束交涉的话，越南向西方倾斜的趋势就会增强，仅此一点，便可抑制越南倒向苏联一方。果如此，后来印度支那半岛的情形就会和现在大相径庭。[12]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外来援助决定了越南与两阵营国家间关系的亲疏。但值得怀疑的是，如果真如作者所暗示的，越南是谁给的钱多就倒向谁，那么日本能够像苏联那样或者甚至比苏联更多地给予越南援助吗？日本的经济实力固然毋庸置疑，但日本政府是否肯为将越南拉入西方阵营这一政治斗争目标而付出如此大的经济代价呢？而且美国能够允许日本援助这一美国的敌对国家吗？另一方面，即便越南转向西方而不倒向苏联，是否越南与柬埔寨之间就不发生冲突，印度支那形势就会截然不同呢？姑且不谈这种将印支国家当作实现日本大国角色的客体与工具而不是对等国家的思维方式是否反映了对这些国家的轻视与不尊重，显然，作者对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印度支那政策的“怒其不争”式的批判，并未建立在对于印度支那国际关系状况的全面了解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可能起到的作用期望过高。
《“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在考察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外交过程之后，总结其特点并做出了评价。但作者并没有对“全方位外交”的实质以及提出和推行“全方位外交”的原因做透彻的阐述。尽管表达得很含蓄，作者在最后一部分对日本外交的前瞻中指出：目前日本外交的局限，一是对美国的一味跟从，一是缺乏“观念”和“感情”的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今后的外交应当借鉴上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全方位外交”的构思。[13]但仔细分析起来我们便可以认识到，尽管以“全方位外交”为口号，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外交仍然是一种务实外交，务的是国家利益之实。正因为过于务实，才始终跟从美国；因为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尽管有“全方位外交”的包装，但它是为了追求“全方位”的利益，所以必然缺乏“观念”和“感情”的因素，以利益决定进退而忽视公益和道德。因此，日本外交的所谓弱点一直就存在，即便是在“全方位外交”的时代也未能避免。由此看来，若要试图使日本外交摆脱“追随”与“短视”，就必须通过更充分的过程研究对以上弱点做出有根据、有力度的揭示。而若月秀和尽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史料整理和分析，但仍然在实证研究和反省勇气上有所欠缺，结果没能明确指出日本外交之所以追随美国、缺乏理念的根本原因，因此也就未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日本外交政策的批判。
当然，像若月秀和这一代新锐学者或许根本就不愿意批判日本外交，而只不过是为日本外交不能完全获得政治大国的尊严、没有追求更长远利益的战略思考、特别是没有“感情”丰富的道德外观和冠冕堂皇的“理念”说明而垂头丧气罢了。这些学者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应当很清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在为孜孜以求市场利益和顽固拒绝诚恳反省战争罪行两方面的国家利益服务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从追求现实利益的成就而言，日本的务实外交仍然是成功的，而且日本事实上在努力保持着“全方位”──比如即使顽固如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首相，也千方百计地谋求与中韩的政治沟通。但日本既然不尊重亚洲国家人民的受害者情感，它必然仍旧不得不追随美国以获得基本的国家安全感；既然它又必须在亚洲市场谋取利益，所以不得不反复作出诸如“政治经济分离”、“参拜靖国神社是心灵问题”、“参拜不参拜我就是不说”等种种顽梗而滑稽的自言自语，怎么可能表现出具有国际文明感召力的“理念”和摆脱了冷酷的国家利益思考的人类“情感”呢？因此可以说，对于以国家利益立场为前提的学术研究，我们并不能抱有很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期待。在日本学术以其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强大的发表能力迅速向亚洲国家扩张的今天，作为中国学者，应当努力在貌似的学术中发现掺杂其间的非学术，在勉强的思想中发现闪烁其辞的伪思想，这样才能构成与日本学术的对话、交流和相互批判，推动中国日本学研究的进步。
参考文献：
[1]这三本书分别是：黑崎辉《核武器与日美关系：美国的核不扩散外交与日本的选择（1960—1976）》，中岛信吾《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转变时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这三本书在日本学术界颇受关注，如五百旗头真撰写的评介文章《实证通向无核经济大国的过程》，载《每日新闻》（第9版），2006-06-11。
[2][3][4][7][8][9][10][12][13]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转变时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2，3，323，5，335，335，336，336—337，340—343。
[5]如当时的外务省亚洲局长中江要介在《亚细亚》杂志1977年10月号上发表文章《东南亚的动向与日本的作用：对新秩序的贡献》。
[6]如须藤季夫，《福田主义与东盟：日本外交的新维度》，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心，1992。
[11]若月秀和提到在田中访苏之前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尼克松向田中建议，要求勃列日涅夫向美国返还冲绳的前例学习，见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转变时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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