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思想史——读郑大华《晚清思想史》
郭双林
2007-05-08 20:03:02
《晚清思想史》，郑大华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郑大华教授的新著《晚清思想史》，近日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六章，共五十二万多字。作为一部以晚清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该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界定、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以及该学科一些长期有分歧的热点论题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近代中国的思想演进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个案研究上，无论是对包世臣思想的发掘，对冯桂芬思想的评价，还是对何启、胡礼垣思想的梳理，都可圈可点。加之前后脉络贯通，文笔流畅，读之丝毫没有吃力之感。不过，在笔者看来，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仍是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理论的思考。
一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劈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作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按一般情况来说，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以往的思想史家多不愿在这方面耗费精力。譬如对什么是思想这个问题，除了通行的辞书定义外，行世的思想史专著一般不予涉及。英国思想史家梅尔茨甚至认为：“思想是不能定义的”。因为“现在给出任何定义，都必然使我们陷于争论之中，而争论都将令人为难，感到困惑”。[1]对什么是思想史这一问题，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即使偶尔涉及，亦各个不同。由此，人们宁愿去写一部专门的思想史，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等，或者是围绕不同问题写长篇或短篇的论文，而不愿去写一部思想通史。对这一现象，一些学者谦虚地说是“自叹才资不及，学养不足”[2]。实际上则暴露出了思想史理论研究的不足。
当然，人们不去对思想或思想史进行定义，甚或只愿写思想史论而不愿写思想通史或断代史，并不是说这些思想史家对思想及思想史没有一个把握。实际上，每个学者心中都有一部思想史，不过是不愿说出口、笔之书而已。如梅尔茨就认为：“思想不仅指明确的、清晰的、有一定方式的思想，并且也指欲望、冲动、感情和想象构成的大区域”。[3]也就是说他把思想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的，另一个是心理的。王尔敏虽然不愿去写一部近代思想通史，但他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同样心中有数：“合理的思想，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固然要探讨，而一般心理反应，意趣风尚，以至习性感染，也同样要加以探讨。甚至于往往不合理的情绪冲动，对于历史变化，会更有重大影响。这如何可以忽略不谈？”[4]
晚近以来，相继出现了几部通史或断代史性质的思想史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彭明、程 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等，除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没有展开专门讨论外，其他二书对思想史的理论都有不同的阐述。如《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所探讨的中国近代思潮，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及其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5]也就是将思潮分成了社会心理、人文观点或倾向以及理论意识形态三个层面。而葛兆光则将自己研究的方向定在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个目标上。对于葛兆光所说的“一般思想史”，具体来说就是“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观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晚清思想史》的作者。尽管就学术分类来看，“知识”、“观念”、“信仰”不是同一层次或性质的问题，特别是在变化的周期上悬殊极大，但我仍然认为，从知识、观念和信仰三个维度来建构一种新的思想史体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特别是如果能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知识、观念和信仰的变化频度甚至演变规律，那将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我认为，思想除了可以分为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外，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为民众思想、精英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和外来思想四个组成部分，而这四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则呈一种互动的关系。用图来表示即为：
在上述结构中，民众思想主要包括普通百姓的心理、知识、观念和信仰，而精英思想主要包括观念形态的观点和理论学说，官方意识形态主要包括统治者的思想以及被统治者认可并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外来思想则主要指一些外来的理论学说。这四部分思想既有不同，又互相联系。在民众思想中，既有民众自发的要求，如平均、平等思想，也有由精英阶层普及到民间的，更多的则是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推广。而精英思想，有些是精英阶层对时代、社会的观察思考而产生的思想，有些则是在吸收民间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化、体系化后产生的。此外，也有一些是从域外学习、借鉴而来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统治者自己的思想，大多是把某一种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学说提升为意识形态。在这一结构中，最为活跃的是精英思想，它不仅是沟通中下的主要渠道，也是连结中外的主要桥梁。以往思想史著作主要研究精英思想，并非没有道理。
二
从理论上讲，既然阐明了思想的内涵，那么思想史应该写些什么，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事实上，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知，不仅存在问题，而且在短时间内恐怕也很难获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要弄清楚思想史写什么，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这是个老问题。1983年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围绕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进行过讨论，形成了一些比较一致的看法，如关于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关系，认为这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不过，具体到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各人的看法则不尽相同。[6]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针对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前后两个序言的内容及其变化写道：“在这些词语内涵外延都不够清楚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史的困境，除了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情景之外，思想史与哲学史、意识形态史、逻辑学史等等的界分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追问：思想史真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就真的成立了，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7]别的姑且不论，一部完整的思想史应该把当时的意识形态写进去，似乎是不应该有疑问的。试想一下，如果写两汉思想史不写经学，写宋元明清思想史不写理学，写当代思想史不写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思想史实在不能说是一部完整的思想史。事实上，葛兆光也没有能从理论上将哲学史与思想史完全区分开来，他只是指出：“相比起来，‘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因为‘思想’这个词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8]
在《晚清思想史》中，作者再一次把这一理论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界缺乏理论上的自觉，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晚清史分支学科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书中还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为例来进行说明。
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二是社会进步。“围绕这两大任务，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影响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作者还认为，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分支学科再分支的专门思想史区别了开来。
对于作者的上述看法，我基本认同，特别是对作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象的论述，以及摆落杂芜、直奔主题的饿狼扑食式的论证方法表示赞赏。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不深刻。
但对其他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思想史能否与哲学史完全分开的问题，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此，我比较认同1983年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上形成的共识，即这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由此，研究哲学史可以不研究思想史，但研究思想史必须研究哲学史。依此类推，研究思想史不必研究文化史，但研究文化史必须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哲学史是思想史的灵魂，而思想史与哲学史共同构成文化史的灵魂。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之后，一些文化史研究者忽视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结果使许多文化史著作写成了文化载体的排列或杂拌，这个教训是应该汲取的。
当然，一部思想史是否要把所有的哲学范畴、思想观念全部写进去，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一部思想史写什么，不写什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一部普通的思想史著作，就必须坚持抓大放小的原则，写当写而不写其不当写。哪些当写哪些不当写就要看作者对相关史料的掌握程度、对时代思潮的把握程度和对具体问题的挖掘程度而定了。这也是显示作者学术功力和评价学术著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如果要撰写一部多卷本的思想史著作，就不妨把一些哲学问题放进来加以专门的、详细的讨论。换句话说，一部普通的思想史和一部多卷本的思想史的区别，不在于史料引征的多少，也不在于评价语言的长短，而在于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和细致程度。往往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反不如一部小册子写得深入，这除了能说明那部大部头著作写得不好之外，再无其他。
三
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动力问题，以及近代思想史演进的规律与特点问题，作者在书中也有论述。例如对中国近代社会或思想发展的动力问题，作者不赞成单纯的外因论和内因论，而主张合力论。从这一立场出发，作者不仅把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确定在整个嘉道年间，而且指出，晚清众多思潮和思想运动的竞相出现，既是晚清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又是外部强大压力的结果，每一次抵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失败、大屈辱———具体表现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成了晚清思潮和思想运动产生的重要契机。又比如对于晚清思想史的演进，作者将其分为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20世纪初年的思想启蒙思潮以及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思潮和立宪思潮这样一些发展阶段。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升级，以及造成的灾难和危害一次比一次沉重，晚清各种思潮和思想运动兴起和高涨的速率也越来越快，程度也越来越激进。
平心而论，上述许多观点并非《晚清思想史》一书作者的首创。如历史发展的合力说是史学理论界多年以前就讨论过的问题，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的原因，罗荣渠在世时也从“合力”的角度进行过探讨。[9]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源，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一书就是从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潮写起的。对此，耿云志在为该书写的序中明确指出：嘉道间的“经世思潮实是晚清思潮的源头”[10]。同样，对近代社会思潮与政治事变的关系，王尔敏也曾说过：“近代思想变化疾速猛烈，而什九是承受历史事件的冲击而迸发。”[11]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清思想史》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历史的“合力”具体运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并据以勾画出晚清思想史发展的轨迹。第二，公开宣称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确定在嘉道年间。第三，将近代政治事变与社会思潮的关系具体化为“抵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失败、大屈辱”。事实上，不仅抵抗列强侵略的战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失败、大屈辱对近代社会思潮有着莫大的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势力的消长同样对社会思潮的兴衰发挥着作用。兹事体大，需专文讨论，此处不再展开。
总的来看，《晚清思想史》一书在思想史理论方面尝试着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后可能会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而另一些问题，就目前来看，短时间之内很难达成共识。这是正常的，应该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也应该肯定不同学者在思想史著作撰写方面的探索。
参考文献：
[1][3]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卷一，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6，6。
[2][4]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叙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彭明、程 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
[6]参见汤一介，《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关系问题》，载《哲学研究》，1983（10）；张岂之，《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载《哲学研究》，1983（10）。
[7][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6。
[9]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1（1）。
[10]耿云志，《晚清社会思潮研究·序》，见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续论·自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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