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启蒙的诗性回归——倾听刘小枫的隐微教诲
唐善林
2007-04-03 16:36:58
2007年1月4日至9日，著名学者刘小枫在首都师范大学做了主题为“从哲学到古典诗学”的系列讲座。刘小枫以尼采和施特劳斯为古今的桥梁，提倡今人通过领会古人写作的方式去领悟古人的思想，从而达至古人的生存境界，即以柏拉图的方式去理解柏拉图，才能回到柏拉图。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古典诗学？以及如何从哲学到古典诗学？
施特劳斯认为，理解柏拉图需要区分其文本的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同样，笔者认为，要理解刘小枫的系列讲座，也需要做这样的区分。所谓显白教诲，是指位于高处的哲人为引导道德层次较低者（庸人或知识庸人）安于实际生活或政治生活所言的、得以隐藏真理的“高贵的谎言”；相反，隐微教诲则是指，位于高处的哲人为回避庸人或知识庸人、寻找具有相近精神高度的同伴而自上而下表达真理的言说方式。那么，刘小枫是如何来传达他的隐微教诲的呢？
尼采在批判其生活的文化时代时指出：德国人生活在一种一切风格的混乱杂拌中，有众多的知识和学识但没有文化，那些因启蒙造就的知识庸人并不懂得位于文化人对立面的庸人的真正含义，误以为自己是诗人和文化人。饶有兴味的是，刘小枫在对其进行解读时把其中的“德国”换成了“中国”，并批判了当下中国的福科和德里达等后现代的“粉丝”文化。在解读尼采《朝霞》序言时，刘小枫认为康德是启蒙运动思想的“集大成者”，西方文化由此开始造就了大量的知识庸人。在此，我们且不论刘小枫的换词及其对康德的评价是否合理，但笔者能意识到他在以一种显白教诲的方式隐微地表达了其“后”启蒙的观念。也只有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刘小枫为何在解读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时，能从“普罗塔戈拉创世神话”中读出启蒙运动的思想根源及其文化逻辑。
经过20世纪两次思想启蒙而迈入21世纪的中国大众，应该对启蒙理性带来的双重负轭有着深切的体验：一方面是技术理性文明对人的欲望建构和身份重塑，另一方面是政治理性文明对人的经济支配的诉求和权力的隐形运作。由此，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领会刘小枫“后”启蒙的隐微教诲。但是刘小枫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吗？那他与德里达、罗蒂等后现代主义者有何分别？如果不是，那他又在向我们讲述什么？是在以回避知识庸人的隐喻式的言说方式向同伴们传达另一层面的隐微教诲吗？它们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
在解读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场景时，刘小枫洞察出苏格拉底在临刑前的思想转变，指出柏拉图开始怀疑以热爱智慧为最卓越的乐的哲学，把向阿波罗神献诗作为死前的终极追求，为哲学（特指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向古典诗学转变指明了一条通道。那么，何谓古典诗学？在刘小枫看来，古典诗学是指古代哲人自觉地教育本民族为数不多（但总归会有）的抱负者们明乎政治的学说。这也是刘小枫借柏拉图的篇什向我们传达的隐微教诲：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应归向古典诗学，即“后”启蒙的诗性回归。也就在此，我们会发觉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及他们的同伴刘小枫等，有着与德里达及其“粉丝”们不同的“后”启蒙理路。前者旨在把人类引渡到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有着诗意和信仰的生存，而后者则把人推到一种无可依托、无限滑动的虚无境地。诗性回归是对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反拨，旨在令不同德性的人按其自然天性而自由地生存，使启蒙以来的文化与传统文化再续前缘。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谈到如何写作（著述诗学）时曾言：“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心灵的性格，找出某种文章适于某种心灵；然后就依这种分类来草创润色所要作的文章，对象是简单的心灵，文章也就简单，对象是复杂的心灵，文章也就复杂”（《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73）。无独有偶，中国古典诗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孔子也曾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刘宝楠，《诸子集成·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126）可见，按不同天赋德性而施以不同教诲是中西哲人共同的真知灼见。对平庸者来说平庸就是一种幸福，我们不可以要求庸人如高贵的哲人那样整日工作在“地下”，在长期的黑暗中拥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不可思议的白天和朝霞。同样，深受尼采思想影响的鲁迅在为五四启蒙运动“呐喊”的同时就开始“彷徨”，担忧把睡在铁屋子的民众叫醒后，他们会无路可走。
如果说，“后”启蒙的诗性回归就是刘小枫的隐微教诲，那么刘小枫为何在大力推崇科学技术和推进民主进程的当代中国传达它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从当代大众的现实生存状况来看，在西方，启蒙运动以理性的观念一步步放逐上帝，把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安于实际生活的民众从梦中唤醒，使他们不能再依靠启示和传统得以生存；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人民从个人崇拜和政治暴力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使得市场和技术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演变成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匍匐的人类刚刚在政治和道德的支配下站起，又重新在技术理性和金钱欲望的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于是乎，原本承诺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启蒙运动，不但没有兑现它的支票，反而把人类抛入另一种秩序框架之中，让人过着一种心灵漂泊的生活。
另一方面，从启蒙运动的文化逻辑和当代学术界的情况来看，理性主义作为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解构上帝的权威的同时，也为将自己的逻辑推向极限所带来的非理性主义或非逻各斯中心主义埋下了导火索。也就是说，从康德、黑格尔到福科、德里达之间存在着一种极限推理的因果逻辑。如果说，在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进程中，尼采虽纵酒狂歌但毕竟有价值可以重估，海德格尔虽言人生无依但毕竟能向死而生，那么，到了福科和德里达，则一切真理和意义都是权力的建构或都消解在延异和能指的狂欢之中，一切曾经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人类只能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永远看不到岸。由是刘小枫才批判后现代的彻底解构而主张建设性的诗性回归。
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庸人已醒却无梦的时代，欲望代替了信仰，知识淹没了文化，狂妄羞辱了谦逊，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诗性的回归呢？倾听古人也许值得一试，刘小枫的隐微教诲如是说。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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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次 编辑：c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