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西马之救赎（上）
赵一凡
2007-04-03 15:23:39
1924年春，匈共中央委员卢卡奇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此际，意共总书记葛兰西从莫斯科返回罗马，领导反法西斯斗争。德国犹太文人本雅明，碰巧也到意大利度假。在那风景如画的卡普里岛上，他埋头撰写《德国悲剧的诞生》。写到一半，他竟堕入情网。有专家称，这是他转向革命的契机。
本雅明给朋友朔勒姆写信：“我结识一位俄国革命者，她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人。”[1]这女子就是苏联女导演阿丝娅·拉西斯。此前一年，德国左翼戏剧家布莱希特曾在慕尼黑邀她出演话剧。不久她来卡普里疗养。本雅明一见之下，惊为天人。[2]回忆录中，拉西斯记述了那次邂逅：“我在商店里买首饰。身边有人问：夫人要帮忙？我说请便。买完首饰，那人又问：要我帮忙拿盒子吗？他自我介绍是本雅明博士。我的第一印象是：此人眼镜反光，头发浓密，笨手笨脚把盒子掉落地上，可见是个文雅之士。”
二人就此亲密交往。拉西斯发现博士酷爱艺术，讲究美食，尤喜搜罗珍版书和古董。[3]对于本雅明，女舞蹈家摇弋生姿，犹如一朵革命鲜花。听她讲流亡和起义、内战与饥荒，他逐渐“知晓共产主义实情”。
拉西斯走后，本雅明目睹墨索里尼抵达卡普里的盛大庆典。法西斯逼近的危险，敦促他阅读布洛赫寄来的一份书评：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4]本雅明称：“卢氏结论在我心中激起共鸣”。他告诉朔勒姆：“柏林的朋友一致认为我变化显著。我将向你发出更明确的共产主义信号。”
最后的犹太精英
1883年马克思在伦敦去世。大约十年后，即1892年7月15日，本雅明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其祖母与诗人海涅同宗。母亲来自东普鲁士，父亲出生巴黎。两家移居柏林后，门当户对，喜结良缘，生下一个神童。
本雅明少年时代，正值德意志帝国鼎盛期：自1871年俾斯麦一统江山后，德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柏林抢先实现电气化，并以此傲视巴黎与伦敦。本氏《柏林纪事》留下一些记忆残片：3岁时他由保姆领着，逐一见识柏林的公园、林阴道、旋转木马。10岁他入读凯萨·腓特烈中学。那儿的富家子弟像囚犯一样关禁闭、挨鞭笞。小本自称在“忧郁和压抑中长大”，又说普鲁士军国主义令他举止笨拙、从小畏惧人群。
犹太青年的烦恼
中学毕业，小本进入弗莱堡大学。由于弗大教授思想平庸，他便独自一人钻研康德、席勒与尼采。此时德国浪漫主义风行，大学生热衷结社。参加激进运动就成了小本大学时代的主要经历。1914年，他刚当选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世界大战轰然爆发了。大战中，小本躲去慕尼黑读书，又回柏林结婚。老爸斥其无能，逼他完成学业。区区学位，何足挂齿？1919年他以《德国浪漫文艺批评》，轻松摘取波恩大学博士。
1921年，小本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失败。1923年他转投法兰克福大学，获准在舒尔茨教授指导下研究德国悲剧。在法大，他遇见阿多诺，二人结为知音。1925年《悲剧》完稿，小本指望它换来讲师资格。不料舒老师说论文超出文学范畴，当转去哲学系。哲学系不识其妙，又命他撤回申请。
西马第一讲，我提及青年卢卡奇迷恋生命哲学，发表《心灵与形式》等浪漫批评。1917年小卢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失败后投身革命。如此激变，象征那一代犹太精英的宿命：战争令其蒙受精神重创，反犹浪潮加剧他们对欧洲文明的绝望。紧跟卢卡奇，布洛赫、布莱希特、马尔库塞等人相继从浪漫转向革命。回顾那一波思想哗变，卢氏将其定义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其特征是“左倾伦理学与右倾认识论的结合”。
马克思的职业选择 小本转向，特别让人追念青年马克思。1835年卡尔去波恩上大学，迅速成为学生领袖。1836年他转入柏林大学，开始追随青年黑格尔派，加入鲍威尔的博士俱乐部。[5]1841年，他在鲍老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由于厌恶柏大反动权威，他将论文提交耶拿大学，荣膺学位。同年夏，他回柏大求职，却发现进步讲师多被驱逐，鲍老师自身难保。至此，马克思博士放弃幻想，走上一条职业革命家的流亡之路。
身为律师之子，马克思为何选择革命为业？从思想谱系看，这关乎黑格尔哲学，也离不开犹太思想传统。老黑去世后，德国学界一分为三：保守派坚持国家至上，自由派鼓吹政治改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推崇法国革命，筹建革命政党。专家指鲍氏对青年马克思影响如下：[1]他将老黑哲学批判，升级为政治批判；[2]他突出国家异化概念；[3]他称犹太人问题将引发一场大革命，最终“打碎人类精神枷锁”。
论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解放，何以牵扯全人类？只因千百年来，犹太民族流离失所，当上了人类异化的典型。其精英分子先知先觉，注定要成为变革向导。19世纪初，德国兴起哈斯卡拉运动：一批上层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努力融入社会。诗人海涅是成功一例，尼采和卡夫卡却饱尝了失败滋味。与之不同，青年马克思认为：“如果选择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重负所压倒。我们的事业虽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
所谓犹太人问题，出自同化中的争议，即：犹太人改变信仰、顺应法律，却未换来一视同仁的公民权。为此他们大发牢骚。鲍威尔冷笑曰：公民权徒有虚名，基督徒也受奴役。尔等蠢货，为何羡慕那皇帝新衣？受其影响，年仅26岁的马克思，于1844年写下《论犹太人问题》，要点如下：
[1]鲍威尔揭示悖论：犹太人惨遭歧视，却能顺应资本主义发展，体现市民社会的世俗精神，即精明经商、惟利是图。故而市民社会大批复制犹太人。[2]欧洲人赚钱信教，过着“天国与尘世”的颠倒生活。此一双重性，即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它揭示宗教背后是政治、政治底下是经济。[3]在法国，犹太人问题代表革命动力。在美国，它体现为政教分离的商业世俗化。惟有在德国，犹太人身陷宗教纠纷。
批判神圣家族
同年，马克思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同恩格斯完成《神圣家族》。专家称此举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理由是：马克思吸纳黑鲍精华，大幅推进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将其延伸至整个市民社会与经济文化。同时他开始酝酿一套崭新革命理论。请看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反思：面对资本主义物欲横流，康德提倡道德绝对律，寄希望于个人修养。黑格尔终其一生，讴歌时代精神，迷信国家至上。与之不同，马克思合并三大批判，努力将宗教、哲学、政治问题，全部还原为金钱关系。[6]
走向人类解放
此一伟大而世俗的批判志向，导致《资本论》的革命结论。请留意：马克思并未因其科学诉求，转而低估宗教批判。相反，他称“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之前提，因为它是批判苦难世界的胚胎”。譬如《旧约》中的该隐，原是流浪者。针对他的苦难，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写道：“该隐之子，在泥水里，你爬滚着，凄然死去。你的苦刑，何时到头？”[7]
从中，马克思感受到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出路何在？惟有将老黑定义的道德人还原为自然人，再从人的需求出发，揭示资本秘密、论证解放远景。当年鲍威尔提倡一种迎接弥赛亚的乐观精神。借助其宗教批判眼光，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制定一幅伟大变革赖以在尘世实现之蓝图。《论犹太人问题》称：“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共产党宣言》将它扩充为一套宏大命题，即无产者须同其他人一道，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中解放出来，最终达至人人平等、全面发展。
西马VS康德
西马思想，自有一派乌托邦倾向。专家称，它与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相承，反映19世纪德国哲学张力。我们已知：康德与黑格尔留下一个双峰对峙的现代思想格局，其中老康以科学名义，为启蒙划出禁区，即禁止人们超出经验范畴，去探查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的可能。而老黑的乌托邦使命一如火山：它每每夺路而出、喷薄入云。请注意，此乃西马复出之大背景。
西马三剑客
1918年前后，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先后由哲学转向文艺。专家称，他们都重视艺术超越本质，都渴望打破经验局限，故而选择乌托邦立场，联手抗击新康德主义。“如此激烈超越，将三人理论思考联结在一起，并把他们同韦伯、席美尔的保守批判区别开来”。
如前述，席美尔《金钱哲学》最先将文化（Kultur）与文明（Zivilisation）对立看待：前者象征生命哲学，后者代表商业文明。俄国革命诱发又一轮批判。专家称：若想了解新式批判，我们须“回到卢卡奇、布洛赫的原始眼光”。[8]何谓原始眼光？卢卡奇称他研究古希腊悲剧，是为寻求拯救希望。《小说理论》转而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是“新世界的荷马”。而陀氏的斯拉夫神秘主义，能将小卢引向“精神拯救的新天地”。
乌托邦精神
另一犹太青年布洛赫，也在《乌托邦精神》（1918）中宣称：作为美好希望，乌托邦来自生命经验。作为主观机制，它发挥人的想象，并在其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得以世俗而具体地实现。如此乌托邦，原本就是一种行动哲学。又说：“康德追问万有引力何以可能，据此来肯定理性。人们却不难设问：爪哇舞蹈、印度密教、中国祭祖、基督牺牲如何成为可能？”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理论的显著区别，恰如音乐与绘画：绘画是静止空间艺术，乐谱却能包容不同主体，在每一次演奏中自由挥洒。同理，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须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因此，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革命哲学，它绝非教条，亦不可贬低为决定论。[9]
本雅明挑战康德
本雅明与布洛赫一样反感康德。1918年他在波恩写下《未来哲学纲领》。[10]该文称：康德一心要为知识建立恒定基础。然而面对永恒与流变，他的经验（Erfahrung）概念，至少有两处未能免俗：
[1]康德偏爱数理公式，排斥人类憧憬。何以如此？原来他习惯从自然科学中提取经验法则。小本说：机械经验钳制老康思想，导致一种乌托邦缺失的“低级世界观”。他竭力为人类知识奠定基础，不期折断了理性的翅膀，使之沦为科学女佣。如此启蒙，不仅将知识安置在卑下、粗鄙的经验基础上，它还把人类生命经验“缩减至意义的最低值”。
[2]康德效忠笛卡尔的“我思”，奉它为知行合一的孤傲主体。小本痛斥：真理不是主观构造，而是泱泱天道：它在本体论上高于主观思辨。老康错把自我确定性当作了知识基准。他所谓的科学知识，同原始人崇拜图腾、疯子自诩阿猫阿狗，究竟有甚区别？我们知道，康德以其犀利反思，奠定了现代知识的不二法则，即：惟有经验证实的知识，才算得上是真理。不料小本反戈一击道：老康放弃终极思考，无视人生意义！
针对谬误，小本提出未来哲学要点：[1]否定工具理性，主张经验“涵盖人和世界的精神联系”。 [2]哲学应承担总体认知，以便完整地理解生存意义。[3]亟需把宗教与艺术关注的存在问题，一并纳入真理范畴。
卡巴拉与弥赛亚
20世纪初，欧洲出了一个犹太精神领袖马丁·布伯。[11]1911年布伯在维也纳创办《犹太人》杂志，邀请小本撰稿，竟遭拒绝。不久小本结识朔勒姆：此人精通希伯莱文，擅长犹太教义。小本反对小朔加入犹太复国运动，却关注他钻研的犹太经文卡巴拉。
卡巴拉（Kabbalah）意指传统。这一古代智慧系统，类似中国《易经》。它解释世界复杂性，描述灵肉交织的人性。千百年来卡巴拉教义绵延不绝。它一面诉说苦难经验，一面教导弟子：犹太人生而卑微，却具有神奇创造力。与基督教不同，卡巴拉看重实践，引领学生走向精神自由、生命辉煌。
卡巴拉经文中，弥赛亚（Messiah）原指受膏之人，或“传达天意的伟大拯救者”。法国学者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称：“犹太教的第一教诲，即存在某种公正尺度：它昭示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幸之至，以色列初民世代流浪。上千年的苦苦等待，迫使他们不断改变弥赛亚形象，先后将它幻化为大卫王、摩西、耶稣等一系列救世主。[12]
西马与弥赛亚
1918年后，德国学界一片迷茫。革命何以失败？卢卡奇指工人缺乏阶级意识。既如此，谁能获得革命意识？此问一出，便为马列学说敞开了阐释之门。魏玛共和国文化繁荣、思想活跃。恰如黑格尔所言：由于思想无法实现，它才保留了纯粹形式，即走向一种激烈否定、大胆超越。
此时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纷纷感悟到一种弥赛亚渴望：“他们返回犹太教义，既出于马克思的关注，也来自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具体说，弥赛亚影响了一批左翼文人，如马尔库塞对解放远景的描述，阿多诺对无调音乐的发挥。其中小本“最具犹太气质”，也显得问题突出：“一旦我们将其政治倾向翻译成理论术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显得不够辩证，且多神学色彩”。[13]
本氏历史观
尼采《权力意志》称：虚无主义代表欧洲最高价值的自我否定。“从此一切问题，都不复有答案”。在他身后，灾难接踵而至：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纳粹统治。其震撼力犹如地震海啸，一一证实尼采预告的“历史崩塌”。危机之下，小本大力突出革命拯救。请看他的名言：
[1]我们生活在灾难时代，这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永恒规律。
[2]史学家仅从进步中发现变化。
相反，乌托邦思想家相信：历史会突然刹车、凝结成单子（Monas）。其任务是预设变革条件，使之支配现实。但后者只能在形而上学中被理解，例如弥赛亚王国，或法国大革命理念。提醒大家：弥赛亚的三重天地（天堂、流亡、救赎），黑格尔的精神三阶段（正题、反题、合题），居然在此契合为一了。
总之，小本一面遭遇危机，一面“从绝望中发现希望”。马列主义敦促他确认：[1]资本主义即商品拜物教，此乃一切精神解放的桎梏。[2]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堕落为神话。[3]历史暗藏了现在与终结的辩证关系：一面是死水微澜的历史时间，一面是狂飙突进的弥赛亚时间。紧随黑格尔，小本强调历史终结。可他又说：终结是对进步的否定，也是对古老真理的肯定。
我们知道：为了对抗现代性，尼采玩弄神话悲剧，鼓吹永恒重复（Eternal Recurrence）。小本却号召世人从神话中醒来。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即一种现代神话的永恒重复，它如实反映资本主义逻辑。而他围绕欧洲文明“衰落与救赎”的思考，又引出他别具一格的救赎批评（Rettende Kritik）。
救赎批评ABC
1916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面世。小本随即给朔勒姆写长信，说他要“依据《创世记》来探讨语言”。[14]小朔回忆：“他的著作深受弥赛亚影响，其中的破坏因素，成了一股救赎动力”。请留意：本氏语言观神秘兮兮，却是救赎批评的根本。
生命树、知识树 根据创世记故事，伊甸园原有一棵生命树（Tree of Life）。它撒布神意，沟通生灵。亚当犯罪后，冒出一棵知识树（Tree of Knowledge）。此后世界分裂为主奴、贫富与高下。小朔称：先民编造神话，是要说明古经文的产生原因：“只有中止流亡，方能结束知识树统治。故此，知识树蕴含拯救启示：它呼唤返回天堂，那儿的一切完美如初”。
神话启发小本区分古今语言观。索绪尔指语言是符号体系，小本反驳：这是拿语言当客体，纳入主体思维。这种资产阶级语言观，究竟是描述真理，还是弘扬霸权意志？索绪尔称：语言乃主体工具。小本谓：语言是神人纽带、魔力中介。魔力指语言与精神密不可分。故此，老索发明的语言系统，看似锁定语言的物质存在，其实清除了它的精神存在。
神学语言等级
上帝创世，口吐真言，飞禽走兽，应声出现，亚当一一为其命名。各种动物一片欢腾，只因亚当再现了它们的本质。本雅明断言：上帝是创造者，人乃知识者。上帝虽将语言赋予人，却不想让人受魔力支配。故而人能认知，但不可称霸。另外，动物只说哑语，人类必须感悟并命名万物。
这便有了一套等级：[1]神言（Wort）生发万物、运转自然。[2]物言（Ursprache），即万物以生命形态体现上帝创造力。[3]介于神、物之间的人言（Sprache）。人言起初是亚当的命名语言。不料亚当被蛇诱惑，渴求外在知识，即一种对神言的拙劣模仿。从此，人言开始干涉它言不能及的事物。
小本称：亚当堕落，人言随之蜕变成工具理性，或世俗废话（Gesch?覿tz）。而当人言猖獗到把暴力强加给万物时，世界便陷入悲哀。结论：哲学再生，仰仗语言。而人类救赎之谜深藏在语言中，尤其是那些饱含神秘意向的文艺经典中。此一执拗信念，敦促小本写下两部早期论文。
浪漫批评：审美与认知 小本1919年完成《浪漫批评》。早期浪漫派，历来受误解。原因是康德切割理性，将它分作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判断。批评家从此只讲艺术形式。小本却说：“浪漫派要清除的，正是浪漫性！”此话怎讲？原来浪漫派不重审美，反而倡导新的认知方式。在他们眼中，美感只是外在形式：它提供享乐，制造神奇，但不反映本质。
请看施莱格尔的浪漫（Romantisch）定义：它弘扬主观意志、发挥瑰丽想象，以此对抗工具理性。他又指诗歌不亚于科学著作。譬如诺瓦利斯《夜之颂》，它不描述客观真理，却融合哲理与宗教，谱写激动人心的艺术真理。[15]小本断言，浪漫批评即内在批评：它对作品施以破坏性释读，以便激发反思与启示。“表现形式不断组合、相互沟通，构成艺术总体性。”总体的核心是救世主义：“其深刻美妙在于调节内外，使之步入更高境界。浪漫主义不成熟，可它狂热解释一切传统的隐秘来源”。
从讽喻到废墟 《德国悲剧的诞生》，专攻17世纪巴洛克悲剧研究。[16]此一剧种，因其风格怪诞，多被说成是希腊悲剧的拙劣摹仿。小本说它并非希腊悲剧（Trag?觟die），而是启蒙产物，当称德国悲剧（Trauerspiel）。其生发背景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导致君权危机。乱世君主互相残杀，这便给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一种普遍的悲痛（Trauer）情绪。[17]
政治和神学携手，打造一派新悲剧：希腊人宣扬讴歌人神之战，德国人却表现中世纪黑暗，演练末日审判。恐吓观众之余，它却不像莎士比亚悲剧那样感人。原因何在？小本说它玩弄讽喻。讽喻（Allegorie）源自荷马史诗。柏拉图放逐诗人时，指象征为理念表达、讽喻为拙劣技巧。小本发现：文艺复兴导致“象征式微，讽喻流行”，由此形成了巴洛克悲剧风格。
剧中人物不断死去，展示一片废墟景象：“历史沦为不可遏制的衰落。讽喻在思想领域，废墟在物质领域，二者融合为一。这便解释了巴洛克的废墟崇拜”（166）碎片成为巴洛克的堆积材料：它滥用象征，蔑视神圣。“尘世既被抬高、又被贬低”（178）。如此矛盾讽喻，令观众“看到历史的垂死面孔，它导致有关人类存在的质疑。而这正是讽喻的观察形式”。
我们已知，本雅明追求真理总体性。《悲剧》战略目标，是要揭示17世纪德国悲剧与当时政治、宗教、语言的复杂关系。通过综合分析，他在废墟中重建起一套真理形式，即悲剧与讽喻，对应“物质内容与真理内容”。不料此法引起争议：布莱希特笑它是“可怕的辩证法”，霍克海默贬其为神学糟粕。
为了弥合分歧，哈贝马斯折衷裁判道：法兰克福学派原有两种批评方式，一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分享的意识形态批评，二是本雅明独创的救赎批评。“本雅明取一种保守态度，目的是为了瓦解作品。在被解码的作品中，批评努力使美的媒介转化成真理媒介，从而使它获得救赎”。[18]
美国专家沃林接着说：卢卡奇称悲剧为总体，小本将它一分为二，即形式总体、创造总体。理由是：艺术关乎生命，哲学寻求真理，宗教探索存在意义。由于艺术不能独自救赎，它须同哲学宗教携手，合成创造总体，或曰某种乌托邦系统。该系统庞杂无序，却是再造世界的唯一前提。
于是小本借用哲学中介破译艺术作品，以便将僵死的物质内容，激活为真理内容，或一种世俗启迪（Profane Revelation）。问题是：物质与真理本是一对矛盾：前者受时间侵蚀，不断衰亡腐烂，冲突波动中，它却蕴含后者不变的救赎意向。此一辩证关系，造成艺术魅力。而小本的批评任务，是要从废墟中揭示不可再现之光，或“从有限作品中，发掘出无限真理”。
[1]朔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著名犹太学者。早年入波恩大学，研究卡巴拉秘籍，成为该领域第一位博士。1923年移居巴勒斯坦，执教希伯莱大学，1968年出任以色列科学人文学院院长。引文见《本雅明书信集》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
[2]拉西斯（Asja Lacis,1891—1979），苏联导演，拉脱维亚人，早年在莫斯科学习戏剧，后参加革命，赴前线巡回演出，成为红军官兵喜爱的鼓动剧（Agitprop）女王。专家称拉西斯感染了本雅明，促其转向革命。参阅韦特（Bernd Witte）《本雅明思想传记》，1991。
[3]见本雅明《莫斯科日记》英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编者后记，140。
[4]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德国哲学家，卢卡奇的密友。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谣传卢卡奇被杀，布、本二人为之担心。卢氏《历史》发表，布洛赫立即发表书评，并将此书推荐给本雅明。布洛赫1933年流亡美国，1948年返回民主德国，后去联邦德国图宾根大学执教。
[5]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博士生，后执教波恩大学。他预言欧洲将爆发战争与革命，此说影响尼采和马克思。参阅Douglas Moggach，《鲍威尔的哲学与政治》，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6]参阅美国专家布鲁德内（Daniel Brudney），《马克思超越哲学的努力》，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
soph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7]《旧约》称亚当夏娃生二子：该隐当农夫，亚伯做牧人。哥儿俩分别向上帝奉献庄稼和肥羊。上帝却偏爱弟弟、厌弃哥哥。该隐愤而杀死亚伯。上帝在该隐额上作记号，判他流浪终生、子孙世代受苦。引文见《恶之花》，郭宏安中译本，漓江出版社，1992：172。
[8]见皮康尼（Paul Piccone）《左翼为何崩溃？》，载美国Telos杂志，1981年冬季号，96。
[9]见《乌托邦精神》英译本，219，246页。参阅德国哲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250。
[10]英译本“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载史密斯编，《本雅明：哲学/历史/美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1—12。
[11]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柏林大学博士，著有《犹太教三论》、《我与你》。1938年移居巴勒斯坦，任希伯莱大学教授。参阅《我与你》英译本，I and You，纽约，1971。
[12]犹太秘籍包含灵异现象。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将其纳入基督教义，并发明塔罗牌（Tarot）。卡巴拉因此多遭误解。但弥赛亚始终包含三层结构：概说预言神圣，强调预言发展，论证预言合法。参阅朔勒姆，《卡巴拉及其象征主义》，On the Kabbalah and Its Symbolism，及《犹太教中的弥赛亚观念》，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纽约，1995。
[13]分见George Friedman《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102；沃林，《本雅明：救赎美学》，序14页。
[14]长信简称《论语言》，英译本“On Language”，载《反思集》。其生发背景是：欧洲语言学始于《圣经》，俗称亚当理论。英国人洛克指语言为工具，而非神授。德国人洪堡证实人类语言分享共同起源。法国人布列阿尔（Michel Breal，1832—1915），受实证主义影响，批判洪堡，由此启发了索绪尔。本雅明则声援洪堡，坚守神秘立场。参阅Hans Aarsleff 编，《从洛克到索绪尔》，From Locke to Saussure，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15]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德国批评家，著有《希腊与罗马》，后往巴黎研究梵文，开创比较语言学。诺瓦利斯（笔名Novalis，原名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德国诗人。参阅美国专家贝瑟尔（Frederick Beiser），《浪漫主义要旨》，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
[16]《悲剧》1928年在柏林出单行本，不久遭纳粹毁禁。二战后它重见天日，被誉为“继卢卡奇《小说理论》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文化批评范本。见Arato and Gebhardt编，《法兰克福学派基本读本》，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纽约，1978：208。
[17]受宗教改革影响，巴洛克（Baroque）悲剧选取君主和王储，作为基督受难替身。它分为暴君戏、殉难者戏。前者生性暴虐，一如凶猛野兽；后者优柔寡断，类似忧郁病人。二者均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也都带来基督教的末日审判。
[18]哈贝马斯论文《提高觉悟或救赎批评》，原载德国学者Siegfried Unseld编，《本雅明的现时性》，Zur Aktualit?覿t Walter Benjamins，法兰克福，1972：185—186。中译本参阅郭军编，《论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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