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西马之战略（下）
赵一凡
2007-03-02 14:56:49
【回顾】 上篇以史带论地从葛兰西的生平事迹，一直写到他的早期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作为一个革命实践家和革命理论家如何以实践来调整其理论，并侧重分析了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来龙去脉。
帝国与霸权
1852年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商讨“市民”一词的翻译困难。大意说：市民在英文中写作Citizen。英国人素以女王臣民（Subject）自居，实难理解“公民”含义。法国大革命中的公民（Citoyen），特指参与集体政治之人：他行使天赋人权，享有肯定自由。德文Bürger指社区经济活动中人，他享有公共权益，包括不侵犯他人之否定自由。若以法文翻译德文Bürger，即资产阶级。返回英文中，Burgher却指一个乡下财主，他偏爱贵族特权、卖弄绅士教养。[19]
马克思：国家隐喻 上述歧义证实：西洋哲学一路混淆政治人和经济人，因此讲不清国家为何物。希腊神话中有个怪物叫“斯芬克斯”，她下半截狮身、上半截美女，特爱向路人提问：人是什么东西？路人答不出，就被她杀掉。Sphinx就此转义为一只外表迷人、本性凶残的怪兽。
对于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恰好“戴着斯芬克斯的假面”。此人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人的主宰、现代国家象征。马翁引述雨果名言：“并非人人都能变成如此怪物”（N’est pas montre qui veut.），又给他添加一堆头衔，诸如谎言专家、伟大丑角、高明赌棍、麦克白式的篡位者。马翁嘲讽令人难忘，因其指向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它向人诘问：何谓西方国家？
欧美左派公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是政论杰作，亦是一部传世文学经典：其隐喻、反讽与象征手法，几乎无与伦比。德共领袖李卜克内西，称它把“塔西陀的严肃愤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嘲讽、但丁的神圣怒火，完美交织在一起”。美国左派教授萨义德，誉其为批判理论与修辞艺术的结合典范，其现实意义在于：克服交往障碍、揭穿流行谎言、再现革命真理。[20]
葛兰西：人头马比喻 为何要借助文学表达政治？《雾月十八》说明原委：西方国家概念“从前是词藻胜于内容，如今是内容胜于词藻”。葛兰西深有同感。他说西方学术远离历史，多为“无用幻想、繁琐抽象”。而为道出真谛，马翁交替使用科学分析与文艺手段，揭示隐秘如下：
《论犹太人问题》发现：“政治解放一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即利己、独立的个人，一面又把人变成抽象公民、寓言人或法人”。《雾月十八》称“一切变革都是使这台机器更完备”。《资本论》下结论：从此剩余劳动在特殊形态中被榨取：“科学、自然力、社会劳动，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一道构成主人权利”。
你若不懂政治经济学，请看文学比喻：老黑领唱西方政治学“甜美田园诗”。这表明西方国家“虚有其表”，它对市民轮番“采取残酷或人道形式”。有别于残暴原始积累，新制度“将肉体从铁链中解放出来，却给心灵套上枷锁”。从中产生了概念模糊性，即“现在的社会并非坚实结晶体，而是一个善于变化的有机体”。
葛兰西出身语言学系。专业兴趣促其写下《语言和常识》、《讪笑与反讽》等文。同马翁一样，他关注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语言，称其为通俗再现，能有效描述“体系中的有机关联”。早在1924年他已确认：“法西斯与民主合作，构成同一现实的两面”。入狱后他日日读马列，视之为革命实践。而马列国家理论多于流亡中写出。[21]
此情此境，令葛兰西与导师文思相通，于是挥笔大书：“应当探讨另一问题，它事关国家生活的双重前途。在理论上，它可归结为马基雅维里半人半马怪物的两重性，即人性与兽性两阶段，归结为力量与协议、领导与霸权”。
当代反响种种 1969年，以色列学者阿文奈利确认，马翁在国家问题上习惯操作一个隐喻，即：经济为内容，政治为形式。《资本论》作为科学转折，改以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法，将市民社会纳入政治经济学，从此它“沦为残余概念（Residual Concept）”。此说前一半有趣，后一半武断。
1970年，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试以结构主义方法复兴马列，使之适应于西方革命。阿氏机器说与多元决定论，明显援引葛氏“有机国家”说。
上述二书，带动欧美左派“返回葛兰西”，并导致一种矫枉过正，即认为葛氏“重新出土”市民社会、发明文化霸权，故而功高盖主，不愧为西马宗师，当受香火供奉。其中一例，便是英国专家罗森堡的《市民社会帝国》。
该书称：发达国家等于国家+市场。葛氏带头揭露这一复合体的迷惑性，即：资产阶级仰仗“法律保护下的平等交换”攫取利润。以美国为例，它不仅引领经济全球化，还利用其文化、科技与军事霸权，支配国际政治。此一先进统治形态，号称民主、实为帝国。罗氏概念中，市民社会源出马克思，帝国来自列宁。可见葛兰西所论，实同马列一脉相承，何来功高盖主？
霸权历史研究 “返回葛兰西”还导致一项争议，即葛氏霸权论出自何处？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称：“霸权是俄罗斯、中国领导人使用的责骂词。在美国这等软实力超强国家，这个词不常用。它可代表美国优势，但不表示支配与控制。”我在哈佛念书时，听过奈教授的课，至今对其战略高见心存敬佩。诚如其言，今日霸权理论，先进发达莫过于美国。[22]
然而老师久居霸权之巅，未免有些疏漏。其实西方霸权一词，来自希腊文Hegemon。它指一个手指火炬的光明使者，引领众人步入神殿、宣誓加盟。中国历史上，王道说与称霸术发韧于孟、荀二子。经《战国策》、《韩非子》提炼，早于公元前200年前后，在秦始皇手中应用自如了。
与之对应，欧洲人的霸权观念萌发于古希腊城邦混战、成熟于拿破仑挑起的19世纪欧洲争霸。提醒大家两条：
[1]英德法文中，霸权作Hegemony、Hegemonie、Hégémonie，马翁本人习惯使用后两种，因其霸权研究多围绕拿破仑三世发动意大利战争，并与奥、俄争抢欧洲霸权。
[2]霸权概念20世纪初传入俄国，普列汉诺夫封社民党为改良派盟主，列宁要求俄共与农民结盟，巩固“革命霸主”地位。葛兰西《札记》遗言：“当从霸权理论及其实践中，寻找伊里奇的伟大贡献”。据此，有人指他受列宁影响。
续写马恩命题 然而葛氏紧随马恩，早将目光投向1859年连环争霸：在国际层面，波拿巴为当欧洲霸主，发兵支持意国独立，并许诺教皇出任意大利统一后的联邦元首。而在意大利诸王国与罗马教廷之间，另一轮合纵连横随之展开：保守派、改良派、解放派各出奇招。
在此战国背景下，马恩双双讴歌意大利自由之战：前者亲自翻译《马志尼宣言》，后者分析战况，赞赏加里波第的军事才能。[23]二老从全欧战略高度，为意国写下“民族传记”。葛兰西热血沸腾，遂续写《意大利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霸权》，与马恩唱和道：
[1]意国内部关系与国际关系纵横交错。其中，欧洲列强均势，构成意大利统一前提。而意国民族独立，亦同法国革命相关。
[2]作为民族解放盟主，意大利行动党狭隘软弱，急于同教皇妥协。
[3]解放派领袖马志尼，在党内孤立无援，痛失与南方农民联盟之机。加里波第骁勇善战，却因依附皮蒙特国王，终为人利用。
[4]由于缺少坚强领导，以卡福尔为首的改良派广纳精英、扩大联盟，建立起与大地主、天主教会的联合统治。
葛兰西：直面帝国 葛兰西考量历史之际，国际政治已如列宁所见，趋于帝国主义争霸。对于列宁此论，欧美自由派一向心存忌惮。可在葛氏看来，列宁将马恩战略从传统国家范畴，一举前推至帝国主义。其历史意义，不单突出帝国主义争霸之疯狂，更向国际共运提示一项反霸任务。
早年拉萨尔曾以“国家守夜者”说，鼓吹强力统治。马恩痛斥这等欧洲国家是“寄生赘瘤”，是“资本对劳动作战的武器”。面对帝国主义争霸，列宁称“强化的资本国家已成军事怪物”。墨索里尼夺权后，竟公然叫嚣“国家即卡宾枪手”。
鉴于这一系列畸变，葛兰西断言：“世界大战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资产阶级霸权”。于是他援引马克思完整社会（Integriert Staat）说，将国家定义修订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披上了甲胄的霸权”。
意大利学者马斯泰罗内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形象，心里却牢记马翁思考。研究者忘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还谈到经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24]
我补充两点：[1]葛氏身陷监狱，目睹德意日法西斯加紧结盟，便在《札记》中频繁论及“反动历史联盟”，此即帝国主义争霸。[2]遵循列宁教导，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带头倡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由于苏共延误战机，他曾多有责备。入狱后，他仍不忘以密信督促意共执行之。[25]
文化霸权与阵地战
列宁《国家与革命》称：“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特殊强力组织。”
西方学界震撼之余，竟屡屡误判葛兰西与列宁不同。理由是：前者重视国家暴力机器，后者倾向争夺文化领导权。在我看来，这里头既有误解，也不乏蓄意贬低。
误解原因：霸权一词两义，贬褒兼备。希腊文中，它是团结众人的光明向导，因而也可译为领导权。马基雅维里说：君主须同时“效法狮子与狐狸”，即一手持剑，拥有强大常备军，另一手摇动橄榄枝，延揽民心、广结盟友。[26]
面对王权，中国孟荀二子各执一端，说王说霸，反倒显出霸权软硬合一。荀子高足韩非，识破其中机关，遂助秦王成就霸业。《韩非子》谓：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又云：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这才算把霸权说透了。[27]
列宁：革命霸权 贬低举动，则出于自由派对政治权威的抗拒。对此恩格斯批评道：“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概念。先生们见过革命没有？那可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列宁说得更权威：“仅仅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够的，这只是事情的一半，还要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又说：“上万旧军官经过改造，已同红军融为一体。”
自由派吃准列宁偏重国家镇压，却无视他强调国家教育。请看列宁对国民教育的划时代批示：[1]在野蛮沙皇俄国，“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农民的粗野和受压迫，因而不可避免”。[2]“民主共和国宪法应当保证：对未满16岁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普及、义务之综合教育，并由国家向全体学生提供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
列宁还提醒读书人：“国家问题是个最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原因在于收买，即西方列强“拿出几十亿利润，提高都市文化，设立文教机构，为工联领袖创造千百种好差事。这便是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身居国家机枢，手握革命霸权，列宁的话一字千钧。葛兰西《札记》从不明写列宁姓氏及书名，但他同敌人一样明白：列宁思想好生了得！它可是掌权后的马恩：其威势如山，其韬略似海。
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 葛兰西从中辨出：霸权既指政治权威，也指文化领导。“资产阶级利用分权制，造成国家统一假象，并以立宪会议、定期选举国家元首等，对人民要求予以虚妄满足”。
这套虚伪方式提醒他：绝不能单从“国家惩罚者”角度看问题，因为“法律只代表国家积极活动之消极惩处的一面。必须把国家看成是教育者”。根据唯物辩证法，他双向论证西方国家的控制（Domination）与领导（Leadership）方式：[1]强力统治与惩罚。[2]道德与精神领导。
或者说，当政权脆弱时，国家利用暴力机器，实施强硬镇压。当民众接受统治阶级世界观后，转而采取一种柔性控管：其关键在于“取得人民同意”。此处，葛兰西提议扩大法律概念：“将那些与法律无关、本属于市民社会的日常活动包括进来”。理由是：市民社会原来没有制裁概念，也不讲绝对义务，但“在文化习俗、思想行为、道德观念方面，它却能产生集体影响，造成客观效果”。
可能是由于见不到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28]葛氏文化霸权说多受列宁影响，尤其是他在莫斯科读到的指示：[1]“无论在政治停滞时期、或狂风暴雨的革命时期，扩大对群众影响这项工作始终是必要的”。[2]“斗争有两方面，一面粉碎资产阶级制度残余，一面重新教育群众”。[3]但“文化任务不可能像政治和军事那样迅速解决”。
阵地战：或统一战线 葛兰西由此判定：统治集团仰仗其世界观对于市民社会的强势影响。既如此，市民社会文化认同，就凸显为一个载舟覆舟的新战场：“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团、工会、学校这样一些私人组织行使的国家领导权”。
援引马列战略，葛氏因地制宜、变通如下：[1]将主攻目标从国家政权转向市民社会，[2]将斗争策略从运动战改为阵地战。理由是：恩格斯已明言，“旧式武装起义，及1848年前发挥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已大大过时”。葛兰西按：“现代政治技术自1848年之后已有根本改变。这是因为出现了议会制度。”
面对法西斯暴政，他审时度势，决定避其锋芒，进占市民社会，拼抢文化霸权。这方面，1898年法国知识界营救德雷福斯的成功案例，表明文化阵地战大有可为。而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交替使用运动战、阵地战、地下战。所以，意共应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法，如机动游击战：它虽弱小，却能以顽强不屈的少数，对抗组织良好的多数”。
马翁《雾月十八》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理当“是一种合唱，否则在农民国度中，它难免变成孤鸿哀鸣”。列宁逝世前指示：俄共要在政治上“通过自愿协议，吸引其他民族建立共同国家”。而在文教方面，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非无产阶层的影响”。
据此，葛氏阵地战，就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为争夺文化霸权而展开的长久拉锯战。他清楚：统一战线内部意见纷纭。所以党和工人阶级务必：[1]对市民社会加强教育，以便潜移默化，让新常识战胜旧常识；[2]尊重各加盟集团的地位与利益，并对其做出必要让步，以便在磋商基础上，达成统战协议。总之，文化霸权需要谈判，舍此便没有领导权。
欧美学界评价 围绕葛氏新说，欧美评论如潮。提醒大家：后者受当代语境支配，容易偏离葛氏本意，即：为调整战法，他将霸权概念从国际关系、国家政治，一路延伸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如是，西方国家不但拥有强力机器，还囊括了市民社会的教会、工会、学校、私人企业、民间社团。
我以为，葛氏如此突出市民社会及其文化内涵，其初衷仍旧是为意共奠定社会基础、提供战略纵深。不料后人各持所需，发挥N种议论如下：
美国政治专栏作家西蒙肯定说：葛氏揭露西方民主霸权，即说服市民社会接受统治集团的文化价值。关键在同意（Consent），但同意并非无争议，它须配合强制手段，成为民众认可的常识。“资产阶级利用同意维持政权”。
英国左派批评家威廉斯，改从文艺心理学入手，做出精彩分析曰：文化霸权并非僵硬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普通人的现实感、一套活生生的意义价值体系。作为积淀在民众心中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它具有强大支配力。他又说文化霸权“酷似婚姻”：由于当下婚姻不重感情、只讲利益，日益成为一种战略依存关系，所以“现代社会变革有赖于一种新利益联盟”。[29]
美国教授鲍格斯质疑：葛氏承认阵地战“须以言论自由为前提”，但二战前欧洲左派惨遭镇压，战后工人不复革命，西马理论岂不陷入历史困境？英国学者吉特林辩称：葛氏将革命成功引入文教领域；他反对经济决定论，不再依靠经济危机夺取胜利，而要发起一场文化革命。
身为新左派学生领袖，小吉推崇文化革命情有可原。偏又有新一代左派发表异议：葛兰西关心工农联盟，可一旦进入后殖民语境，他所说的属下阶级（Subaltern Classes），就从市民和农民转移至游民、移民、同性恋、少数族裔等边缘人群。美国女教授斯皮瓦克指出：属下不能说话。譬如印度贱民史，就只能被人代述，而代述反映一种话语霸权。[30]
关于人和知识分子 葛兰西《札记》从“人”的问题开始，经由国家与革命，最后返回知识分子。本文结束前，我试对其首尾概念提示如下：
人是哲学第一问题，但西洋哲学一向空谈抽象之人。葛兰西追问：“何谓现实中人？人怎样成为造就自己的锻工？”马克思视人为：[1]自然个体，[2]他人，[3]社会关系总和。葛兰西赞曰，马翁答案最令人满意，因为它在历史中寻求人的本质：人从原始蛮荒走来，在劳动生产中形成社团、阶级与政党，进而交织起“国家与世界政治体系”。结论：马翁人学“既积极改变世界，又改变人人在其中的关系总和之人”。
1931年葛兰西病重。为了斩断他同外界联系、剥夺其思想能力，敌人将他易地关押、特别监管、限定他每两周通信一次。密闭与孤独环境，令葛兰西记忆衰退、语言迟钝。为了挽救其生命，朋友斯拉法建议他集中精力，思考他在《论南方问题》中展开、未及完成的知识分子研究。此一建议当即奏效。
至1935年保外就医前，葛氏以惊人意志，写下一批重要手稿。其价值之高、内涵之丰，被专家称作“20世纪知识分子问题最大之贡献”。[31]摘要如下：
[1]意大利历史图谱上，知识分子源自教士。他们长期把持文化特权，与贵族分享统治。二者并存，构成封建制度的“有机关联”。所有欧洲国家中，“在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脱节”。其中有克罗奇这样的自由思想家，也有曼佐尼这样的经典小说家。他们站在贵族立场，代表精英文化。其陋习是蔑视民众、自命清高、感伤怀旧、忽悠道德。
[2]传统偏见限定知识分子于“哲人国王”范畴，却一直无视“现代社会大规模造就知识分子”。如今知识分子被纳入标准化培训、专业化生产。这与欧洲经济发展相一致，与知识分配及信息流通相适应，而且服从其文教科技、行政管理之需。特征是智力与体力交融、技工与艺术家趋同。如今“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一切人都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
[3]后者即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衡量标准是他“同主要社会集团的关系密切程度”。如是，专家型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即可成为“全社会的中介、上层建筑活动家、统治集团的管家”。所有社会集团都产生其知识阶层。同理，无产阶级也要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并非都是职业革命家，但须介入市民社会、促进文化变革。
葛兰西濒死之际，一度希望通过灵魂净化，完成他和工人阶级“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请注意：净化（Katharsis）一词，出自亚里士多德悲剧论，即：悲剧能提升民众道德，令其摆脱杂乱私欲。灵魂说来自柏拉图的首篇对话《斐多篇》：它记载苏格拉底服刑那天，在雅典监狱里同朋友聊天，主题是灵魂与真理。面对哀伤众人，苏老爷子哈哈笑道：哲学家“抛开肉体、专心求真，那可是最美好之思想境界”。所以哲学家不畏死，死反能提升他的灵魂。[32]
葛兰西欣赏老苏视死如归，却不喜他超然、高贵的精英腔调。这便引出他最后的问题：何谓哲学家？葛兰西答曰：“真正的哲学家正是、而且必须是个政治家。”又说：一个共产党人，“如能联合其他致力于改造的人，他的力量即可骤然增加许多倍”。
葛氏知识分子定义，及其为之战斗的一生，明显有别于其他欧美知识左派，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一类精英学者。欲知后者如何，请看“西马英雄传”之三：“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参考文献:
[19]详见美国教授戈德纳（Alvin Gouldner）《两种马克思主义》，The Two Marxism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355-73。
[20]分别见拉法格与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杨启磷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3：107；萨义德（Edward Said）《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45。
[21]马克思1849年流亡伦敦。为总结法国革命失败教训，他写下《法兰西阶级斗争》与《雾月十八》，后者首次提出“砸碎”国家机器。可他无钱出版。魏德迈从美国来信，称一陌生移民工人捐出40美元，终令《雾月》1852年在纽约面世。详见格姆科夫《马克思传》，易廷镇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5-186。1916年底，流亡苏黎世的列宁，则在一个贫苦鞋匠家里，逐页爬梳《雾月》及马恩相关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国家与革命》。详见凯尔任采夫《列宁传》，金铣中译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86-192。
[22]美国现代国际战略始于基辛格。1954年他在哈佛得奖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中，援引19世纪维也纳体系，称国际体系以稳定为目标、有赖于普遍合法性，即由主宰国提出一项共同协议，令各大国接受均势安排。此即古典霸权论最精彩的现代诠释。
[23]据我考证，《马恩全集》第13卷辑录1859年法奥战争相关文稿二十余篇，其中反复出现霸权、称霸、霸主等词。苏共中央第二版说明，亦将马恩分析归结为“揭露拿破仑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危险的反革命势力，其目的是在欧洲取得霸权”。
[24]见马斯泰罗内(Salvo Mastellone)《葛兰西狱中札记：一项未完成的政治思索》，Gramsci: una riflessione politica incompituta，徐力源中译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14。
[25]见《葛兰西狱中书信》，Rosengarten英译本，1993。在其催促下，1934年隆哥代表意共与社会党秘密签订《反法西斯统战行动公约》。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季米特洛夫正式宣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纲领。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中承认：“我党在十八年中被迫处于地下。党的领袖葛兰西被残酷囚禁十一年致死，多数老干部长期坐牢或流亡。在欧洲，我党被迫最先同法西斯暴政进行斗争。但我们当年的工作有许多弱点，例如我们很晚才懂得在法西斯工会中开展工作。”详见陆人中译本，《意大利共产党简史》，1953。
[26]参阅方塔纳（Benedetto Fontana）《霸权与权力：葛兰西与马基雅维里》，Hegemony and Power :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
[27]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荀子学生之一，早年向韩王进强国策，未果，乃作《孤愤》。秦王嬴政读后大喜，遂发兵攻韩。非使秦，为其谋霸业。同学李斯妒其才，谗言构陷，逼非自杀。司马迁评语：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即以法术为手段，营造威势。
[28]1846年马恩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迫于出版审查、极度贫困，这部专论一直未能出版。马翁自嘲说，只好将它“留给老鼠牙齿去批判”。1932年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马恩全集》第三卷刊发此书。但1931年葛兰西病情恶化、监管严密，已难阅读写作了。
[29]分别见西蒙（Roger Simon）《葛兰西政治思想导论》，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An Introuction，伦敦，1991：23；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27。
[30]依序见鲍格斯（Carl Boggs）《两种革命：葛兰西与西马困境》，The Two Revolutions: Gramsci and the Dilemmas of Western Marxism，伦敦，1985；吉特林（Todd Gitlin）《六十年代》，The Sixties，伦敦，1993：516；及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属下能说话吗？》，载罗钢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57。
[31]《论南方问题》写于葛兰西1926年被捕前。它总结意共失败原因：即南方农村落后势力与北方资本联盟，合力打压工人运动，而南方知识分子作用复杂。此文载《葛兰西1921-1926年政治著作选》，Hoare编英译本，1978。专家对葛氏知识分子论的高度评价，详见美国女学者贺拉勃（Renate Holub）《葛兰西：超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Antonio Gramsci: 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纽约：卢特立奇，1994：152-170。
[32]见柏拉图《斐多篇》，Williamson主编，The Phaedo of Plato，伦敦：麦克米兰，1924。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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