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
李小树
2007-02-12 11:53:37
【书界观察】
近期以来，“通俗历史热”不断出现于媒体的报道之中，与之相关的“现象”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作为一种关涉史学的文化现象，有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必要。从史学发展的进程看，“通俗历史热”的出现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有益的。
其所以必然，因为这是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定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实际上，通俗历史并非“新生事物”，其以讲说形式而流传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了，它广泛流行于民间，是民众了解过去，熟悉历史，满足自身历史求知欲的主要乃至惟一的途径。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历史的口头讲说是以十分平静的方式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很少“走热”。但是，当商品经济趋于发达，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的时候，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会随之增长，对作为文化存在常见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其“求解”欲望也会趋于强烈。这种社会需求的增长促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学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适时性调整”，从而在隔尘绝俗的精英式研究之外，衍生出一种以满足公众意愿为基本出发点的通俗化的历史叙述———口头的或文字的，并作为用以“交换”的精神产品出现在市场之上而日益“走热”。两宋时期讲史的活跃便是其中典型的“历史”事例。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都城中出现了“市井骈集”[1]的商业繁荣景象的宋代，在文化教育相对发达，出现了“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的动人景观[2]并有着多次“兴学”之举的两宋时期，与之相适应，“瓦市”中便有了“说三分”、“五代史”，[3]以及“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4]的通俗历史讲述，“茶肆”中也有“讲说《汉书》”者。[5]其间，不仅讲者动情，“听者纷纷”，[6]且长年不断，遍及城乡，成为很“热”的一种民间文化形态，随之而起的是宋元平话等通俗历史著述的流行。自此以后，这种通俗化的历史活动虽然时起时落，或兴或衰，但却从未消失过。有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聪明，他们懂得如何使原本看似“高深”的知识与观念“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获得学科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当今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使当下的通俗历史有了“升温”的沃土，其“历史的惯性”开始充分显现了出来。客观地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古奥难懂的传统史著和“学术模式”的现代史书皆难“卒读”的情况下，通俗化的历史几乎成为他们“探寻过去”的惟一的选择。换言之，在现代大众对旧有传统的了解渴望中，只有通俗化的历史能够使这种渴望获得满足，这使“通俗历史热”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其所以有益，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史学终极功能的实现是非常有利的。史学的职任是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无论传统史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还是现代史学的探索规律，明确方向，都离不开这一目的，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这种目的追求决定了史学传播范围与学科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带有浓厚的“天职文化”的色彩，视道德教化为天然职任。其最为常见的形式是通过“记事载言”而“劝善惩恶”，使世人“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7]毫无疑问，这种对道德自律的表彰，对背德行恶的鞭挞，有着重要的道德垂范的作用，它可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减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潜在的高危因素，使人文生态在风俗善、祸乱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与社会。同时，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对社会整体智慧的提高也是不无裨益的。因而，无论任何时代，史学成果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传播范围的广狭都直接决定着它对人们的文化素质、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的总体状态的影响程度。
然而，不可否认，很多具有普世性的行为规范与道义原则，在记录它们的原初的文化语境中，是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与接受的，其旧有的“面貌”不能满足现代传播的需要，只有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加以表述与阐释，才能使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时代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化”，成为社会道德与精神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通俗历史热”所带来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受众”的大幅度增多，它所显现的历史传播范围的迅速扩大，是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的有效模式，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极为有利的。事实上，通俗史学在广大民众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形成与强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世纪初，梁启超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8]梁氏的呼吁虽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对于当代而言，其借鉴意义应该是不容置疑的。而要达到这种让广大普通民众了解历史的目的，其现实的途径，除历史的通俗化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正因为如此，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之“趋热”，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不必因为其间“硬伤”的存在而加以苛责。事实上，由于客观历史的不可重复性，任何对历史的口头讲述和文本记录，包括最为“学术”的，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确无误的，不可能是客观历史的“原始面貌”，都可以“挑出”其中的不当和疏漏。就此而言，通俗历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相较，并无质的区别。当然，通俗历史在其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中，在史家群体对大众需求出现“回应缺失”时，通俗历史因活动主体缺少职业史家而产生讹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同时，单纯的市场化运作有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只要通俗历史的讲说者与著述者不存在歪曲和虚构历史的“主观故意”，只要其讲说与著述有所依据并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只要其给予民众和社会的不是一种“伪历史”，其正当性与必要性就应该得到承认，其间的任何责难，包括对通俗史学活动者的诸如买名声与获私利的“目的追问”，都不能改变这种正当性与必要性。因而，对于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应当“容忍”其出现失误，在进行必要的纠错的同时给予善意的批评和足够的生存空间。因为，要使史学获得多样化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史者的宽容”，是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历史的通俗化不等于低劣化、庸俗化抑或“文化的退化”，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更何况，在一些史学名家开始参与历史的通俗活动后，其备受诟病的种种瑕疵正在被逐步“消解”。须知，从幼稚走向成熟，是任何一种史学形态的必经之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通俗史学的出现，不仅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培育的有利的“史学生态”，它可以避免史学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独状态”，从而使史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只允许或只认可单一的“学院式”的传授与研究，使史学活动“唯精英化”，显然不是史学“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模式。
当然，目前的“通俗历史热”尚处在“现代的”通俗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进一步的深化显得十分必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在，无论是通俗历史讲说还是通俗历史著述，都是基本依据旧史而加以通俗化，因而带有极为浓厚的“通俗化旧史”的色彩。而其依据的旧史，“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9]“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10]生活于20世纪初的史学理论家们对旧史的这种“定位”也许过于极端，但不能不承认，其不乏深刻地揭示了旧史所存在的普遍的同时也是致命的缺陷。正因为如此，“脱胎”于旧史的通俗历史讲说和通俗历史著述，其主要内容便难以避免地局限于帝王与宫禁、权贵和官场，很少涉及社会和民众。也就是说，其所讲说与记述的历史，是政治的而非社会的，是官方的而非民间的，是上层的而非“草根”的，是“君史”而非“民史”，体现的是英雄史观、政治史观而非民众史观、社会史观。因而，它给受众所描述的历史场景，也必然是狭隘的而非广阔的，是局部的而非全景的，相当部分的历史信息在承继旧史的同时无意间被遮蔽了。因而，似乎可以说，与旧史相比，当前的“通俗历史热”给史学带来的变化，主要还体现在外在形式或“技术层面”上，具体而言即在表述形式上的通俗化———语言、文字及情节描述等，而远未实现内容与观念等史学“核心部分”的变化，这正是通俗化历史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
很明显，“通俗历史热”的深入发展，应当在外在形式变化的基础上走向记述内容与历史观念等核心部分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讲说与记述的重点，由“庙堂”转向民间，由官场转向社会。更多地关注下层，关注民众，以体现史家应有的现代眼光，这才是更高层次的、成熟形态的通俗历史。事实上，民众是生活于历史上、生活在社会中的最广大的群体，正是这些数量众多的并不“风云”的人物的活动，他们的生存经历，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最为生动的画卷。以通俗的形式展示这一画卷，认识并重视他们的历史作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色彩”的通俗历史。
参考文献：
[1]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序》，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89。
[2]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8247。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133。
[4][6]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96。
[5]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4206。
[7]《史通·史官建置》，《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03。
[8]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1，7。
[9]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1。
[10]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人民出版社，1999：38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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