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愉悦——读茅海建《苦命天子》
黄 勇
2007-02-12 11:47:38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讠宁》，茅海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苦命天子》是一部用通俗笔法写就的历史著作，但其史学价值并不因此而稍减，作品展现了作者对近代史的一贯思索和研究。杨奎松先生就说过该书“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作者自己也坦言是抱着写一部“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的初衷，以期“条理自己的思想”，像拼贴画一般，“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导言）
这是一部帝王传记。作者将其还原为“人”，一个普通平常的青年，“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但他并不能享有其中的很多乐趣，甚至还反倒是一件苦差事，只因他身上担负着“天子”的责任。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还不难敷衍上一辈子，可是他遇到的是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这无可避免地注定了咸丰的“苦命”。
从1850到1861年，咸丰在位十一年，具体讲是“4184天”，“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加上此期间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内忧外患，遍地硝烟，使得咸丰如坐针毡，忙得不可开交。到了太平天国北伐军队打到河北、山东的时候，咸丰只求“苟安”了。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之前，他已经变得神经兮兮，狼狈逃奔热河，至死也未敢再回京城。甚至于“他死的时候，天下局势仍然大乱”。（343页）应该说，咸丰本人不无努力过，可惜他用过的挽救危局的千方百计，换来的只是千姿百态的忧虑，“看不到一线生机，找不到一条生路”。（343页）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法，近距离地再现了咸丰皇帝奕讠宁的悲剧一生。
一路读来，近代史上的一些谜团豁然开解。如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咸丰频频调兵换将，甚至倾尽家底，但因为换汤不换药，导致局势每况愈下，最后不可收拾。“屡战屡败”而显出“朝中无人”的窘境，让咸丰深感困惑。作者于此点出，咸丰年代“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腐败已经使得“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85页）腐败、落后、陈旧的政体在重大的危机面前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不堪，不仅是上下级之间的渠道不通，更是下级官员的阳奉阴违，敷衍塞责所致。咸丰百思不得其解，即便是两次下“罪己诏”也丝毫不起作用。慢慢地，“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86页）
作者在叙述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现了咸丰与曾国藩之间的“斗法”，并且解释了由于清廷的财政危机，由此催生“厘金”产生的原因。对于此，作者认为“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132页）
清廷上下在应对外交时表现出惊人的迂腐僵化、傲慢无知。他们不知道时代已经巨变，仍然用旧的、过时的、更是不合时宜的观念来看待外部世界，与外国人打交道。对于所谓“华”、“夷”之间“礼”的可笑坚守，咸丰帝所关注、所坚守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212页）对于国际形势、外交惯例———甚至是英语———的茫然无知：“偌大个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234页）……一切一切，使得我方在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情境下，一次次错失良机，迭出混招，以至割地赔款，令人嗟叹不已。
书的最后讲到了咸丰驾崩前后围绕最高权力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争斗，结果自然是那拉氏慈禧成了“笑到最后的人”。从今天的时代来观察咸丰，作者给了这么一句相当精当、精彩的评语：“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342-343页）但因为他是统领全国的“天子”，这一缺陷，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苦命的天子与苦命的中国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如是种种，著者娓娓道来，读者难得不为之动容。《苦命天子》通过对一个身处其中苦苦挣扎、内心备受煎熬的平庸皇帝的描绘，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个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年代。难得的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不失时机地插入自己不无创见的精辟思考和经验总结。以“叙”为主，“议”为辅，“叙”与“议”的协调交织，既保证了行文的流畅，同时不失思想的深度。
《苦命天子》让我想起了大洋彼岸的汉学大师史景迁先生，以及他用生动的文艺笔法写成的历史人物传记《康熙自画像》一书，以一个男人的“内心独白”的方式，去记录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其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欢乐与痛苦。“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在国际汉学界，史景迁先生正是以他将历史内容和写作技巧完美结合的实践，备受推崇。此外，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也是凭借其生动的叙事而风靡两岸三地。黎东方先生所开创的“细说历史”体例，其可读性也是不遑多让。茅著在“好看”方向上的努力，与史著、唐著和黎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平心而论茅著与上述著作尚有一定距离，但它的开拓性实在是值得称道。
然而，这样一种新写作方式的尝试，却应者寥寥。
《苦命天子》所遭受的冷场，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历史研究是继续局限在狭小的学术圈子里头，还是应该让“历史”变得通俗起来，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知识，树立一种相对“正确”的历史观念？通俗并不是媚俗，而是指著作的可读性，要生动、好看，既摈弃了多数专著的艰深晦涩，又自觉地远离低级和媚俗。正如茅先生在书的“后记”里所提到的此类“好书”的基本标准：“好书应当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让普通读者爱看的精品。”好书的责任之一，就是引导纠正当前流行的庸俗文化，如书籍方面充斥于街头巷尾、灯光夜市的“某某某秘史”、“某某某揭密”之流。影视界更是一片“戏说”潮流当道，什么《还珠格格》、《宰相刘罗锅》、《春光灿烂猪八戒》等等，无不哗众取宠、插科打诨。其主要特征有：思想内涵单薄、时代背景跳跃游离、人物张冠李戴、滥用现代人的抒情、动作等。将历史当儿戏耍，游戏历史，不尊重历史事实，如某描述三国时期的大型历史剧，就出现了士兵吃“番薯”（地瓜）的场面，殊不知，三国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番薯”，该作物要等到明朝才由美洲传入。而可悲，甚至可怕的是，这种为了媚俗而抛弃历史的类似谬误在近年的历史剧中屡见不鲜，而且编剧们对此也似乎司空见惯、毫不在意了，正应了那句“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的名言。对历史的随意肢解，对故事性、娱乐性的刻意追求，成为编剧导演们迎合观众的集体无意识。只是长期沉浸在胡编乱造的“戏说”潮中的芸芸众生，呼吸的是恶臭浑浊的“伪历史”空气。长此以往，在习惯了这种恶俗气味之后，观众极有可能会忘却、甚至不再适应新鲜空气的气味，那才是最大的可悲。
“戏说”并不等于“胡说”。“胡说”历史剧的红火热播，其负面影响当不容小觑。历史电视剧作为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媒介，类似于电视普及之前全民共赏的戏剧戏曲，它无异于一本普及性、形象化的教科书。“胡说”的历史剧对历史的肆意歪曲篡改，将观众对历史的认识引入歧途，丧失了历史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从宏观的层面上讲，对于民族精神、民族人格的形成同样是流毒甚广，贻害不浅。仅此，影视界也需要更多像《苦命天子》这样既有专业水准又不失趣味的节目，来反拨“戏说”的滥觞。
在普及方面，影视界也有成功的例子，如近期电视媒体所主办的《百家讲坛》栏目，选择一些普通观众所感兴趣的话题，请该领域知名专家开讲座，普及知识，拓展视野。如名家解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上溯三皇五帝、神话传奇、天文地理，下至新世纪的展望、太空科幻、人工智能，获得了相当好的社会效应。同时，高收视率也给电视台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在出版界，也出现了像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家说———”系列，北大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等普及性出版物。
由此说来，历史工作者的担子可谓不轻。好在《苦命天子》十年前就已经先行一步做出了表率，后来者也应该快步跟上才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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