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科学家、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是真正的绅士。他们道德高尚，以追求真理、探寻世界的奥秘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对科学本身，我们也认为它值得绝对信赖，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而，日本学者山崎茂明所著的《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日文原作发表于2002年，中文译本200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一书则以客观详实的材料揭示出，我们的上述观念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和虚构，甚或显得幼稚。
在《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中，山崎茂明通过大量的事实举例和统计数据表明这种不端行为普遍存在。通过他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家的不端行为以捏造、篡改、剽窃这三种为最主要表现，当然，还有其他形式，例如一稿多投和署名权的滥用等等。但科学家不端行为与科学家本身的道德修养、内在品性没有必然联系，其产生的根源相当复杂，表现形态也隐显不一，因此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把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存在方式、产生原由以及如何消除等，作为一种专门的课题来加以研究，以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与惩治制度。《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就是一部研究该问题的新近力作。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对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的访问、美国科学界如何受理与处理科学家的不端行为，以及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其分析，并对这些国家现行的审查制度、署名权与成果发表的规定，不端学术论文的撤回和检索的相关程序，及科学家的不端行为被举报、揭露后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检讨，最后阐释了日本政府目前应采取的应对策略等等。中译本不足两百页，在这有限的篇幅内，作者详尽而客观地介绍了当今世界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些典型不端案例，并对不同国家面对不端行为的理性态度和采取的对策作出分析。在介绍过程中，山崎茂明以一个信息学家分析问题严密和审慎的态度，从人性、各国具体的学术环境和整个社会大环境三个方面对科学家不端行为产生的背景、深层根源等进行了深入挖掘和评估。
与山崎茂明的著作相应，世界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不久前登载《美国三成科学家承认有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科学时报》2005年06月14日报导），在美国，对科学家的不端行为进行过调查，在接受调查的几千名科学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承认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端行为。这个数据表明，不端行为的概率相当高。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只是少数科学家偶尔为之的个别现象，其之所以大量存在而不被察觉，就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被那些具有“高显示度”的不端行为所吸引，而与被揭发出来的具有“高显示度”的科学不端行为相比，那些在科学家中大量存在却似乎并不明显的不端行为，实际上对社会的危害性可能会更大。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山崎茂明提出了什么才是最有效的防范科学家不端行为发生的良方。他主张，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人性化角度看待科学家们的不端行为，而不应像日本的某些媒体那样，以对待“丑闻”的态度“幸灾乐祸”地炒作。从作者对每一不端行为的案例分析、处理对策、尚存难以克服的某些问题等的深度挖掘来看，这本书都值得学界一读。
山崎茂明说，“科学研究的诚信问题、出版伦理问题不仅应该得到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重视，也应该得到政府和一般人士的关心。”他认为科学家之所以会发生不端行为的主要诱因是：一、现实的利益诱惑，二、“业绩至上”主义，三、社会期望值过高，其中尤以后二者为致命，因为它们共同导致严重的心理压力。对照这些论述，我们应该反思国内的一些对科学家不端行为所采取的简单粗暴却难奏效的对策和措施。如一些学者提出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厉惩治”，另外一些学者提倡用“刑事治理”的手段来应对科学的不端行为。比较之下，尽管发达国家的学术体制比较健全，但其在探寻科学家不端行为的产生原因和处理对策上却进展缓慢，这里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并非像我们的一些学者所想的那么简单。
诚如本书序言的美国示例，斯坦福大学于1983年出台“处理科学研究行为的政策”；公共健康部门于1986年公布“处理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方针和程序”；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科学和工程研究中的不端行为”的规定；1988年，美国政府颁布的《联邦登记手册》，首次提出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一般定义；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研究院组织专家进一步定义不端行为；在此基础上，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于2000年12月进一步修订联邦政府公布的有关不端行为的政策与处理细则，并正式付诸实施。这个过程前后花了将近二十年，让人看到了防范该问题的艰难和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处理尤其需要严肃慎重和理性态度。这些具体问题，如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界定、现行审查制度对不端行为的防范力度、一稿多投的避免、署名权问题中怎样使贡献与作者对等，同样在我国当前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防范上也会碰到。就此而言，该书对我国当前学术规范制度的建设、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质意义。
该书最大特色是以统计数据分析见长，以此表现出对待问题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比如在讨论不端行为因为职称、地位不同而显现出差别时，则通过研究诚信办公室的调查报告，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被调查者的学术地位（1993－1995: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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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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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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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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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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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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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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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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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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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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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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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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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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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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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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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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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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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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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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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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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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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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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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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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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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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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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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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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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山崎茂明：《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杨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9。
通过对上述图表的分析，作者认为，副教授很容易成为被举报者。产生此情况的深层原因，是因为副教授离教授只有一步之遥，他们面临巨大竞争，承受“如果没有业绩将会如何如何”的巨大压力，因而很容易走上不端行为的歧途，加之他们又更容易受到上司和同事的严格监视，故而成为被举报者的可能性也最大。同样，对于不端行为的预防措施，作者也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分析提出自己的新见：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防范，教育是最关键的一环。科学伦理道德的教育启蒙，比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监督更为重要。为了从根本上清除捏造、篡改、剽窃等科学家的不端行为，作者认为“研究业绩至上”的评判标准应该改变，确立“以论文质量而不是论文数量为主要依据”的判断标准。最后，山崎茂明强调：对待科学家的不端行为不应该以“科学界警察”之类的手段来对付。
又如，对那些现在世界各国都还一时难以找到最有效解决途径的不端行为，作者则以“存疑”待之。如“署名权的定义”一节，作者细分了署名权的典型案例存在“礼节性署名”、“馈赠性署名”、“朋友之间照顾性的署名”等几种情况，对这些当前确实还没有比较可行的处理措施的不端行为，便把它们“置疑”，留待将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再如，在现行体制下，对“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强行要求加进自己的名字”于研究论文的不端行为，作者指出该行为虽然已引起防范措施制定者的思考和重视，但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山崎茂明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系统研究，初衷是为日本政府防范该问题提供政策咨询和参考，但他在书中分析的问题、列举的案例和提出的理论和建议———诸如对科学家实施“科学伦理教育课程”、根除科学家的不端行为首要的应该是“预防”发生而不应是“抓捕”、“自觉才是预防不端行为的最好方法”、摒弃“业绩主义”等等———无不对我国学界防范科学家不端行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政策参考和视点借鉴。
此书被清华大学列为“新人文丛书”出版，表明了当前我国学术界已逐渐意识到，应该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探讨和研究行列中来，有更多的人重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至于目前仍有人著文指责一些学者的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监督、揭露是“不务正业”，则让我们意识到在中国当前对科学家不端行为进行研究的艰难。我们期待学界共同努力，一方面从自己做起，严肃学术态度；一方面加强学术制度建设，尽可能地杜绝“学术腐败”。同时，社会各界也需改变观念———把学者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体谅科学家的学术艰难，不要动辄自以为是地“炒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