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英雄传]卢卡奇：西马之起源（下）
赵一凡
2007-02-05 19:30:11
【回顾】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的上篇勾勒了卢卡奇自1885年出生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一时期丰富的人生经历、求学始末、政治生涯、学术交往以及《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等几部著作的写作，并考察了卢卡奇对知识体系的重新分类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知识谱系。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下）
《历史》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如前述，卢卡奇1923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历史与阶级意识》（以下简称《历史》），引发诸多争议。时至今日，他的主张仍然余音绕梁。《历史》何以大有影响？鉴于书中命题繁多，我先讲第一组，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为马列主义一辩 《历史》含8篇文章。首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即以论战姿态，驳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第二国际：前者鼓吹经济决定论，贬低马克思哲学；后者盗用其中概念，攻讦俄国革命。[19]小卢此时虽是学徒，却对《资本论》经济分析了然于胸。另外，他从《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哲学经典中，初步掌握了马翁擅长的批判武器。
双剑并用，剑剑封喉。小卢指出：伯恩斯坦将《资本论》曲解为科学，无非是建立一种进化论。为此，他势必要“从唯物主义中清除历史与辩证法”。（卢卡奇，1992：52）何谓马克思主义？它不单是经济学，而是一门凸现辩证法的历史哲学！他又称：就在马翁思想“惨遭庸俗化数十年”之后，卢森堡和列宁却“从理论上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卢卡奇，1992：85）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带头批判了庸俗经济学。[20]其中一章列举“积累的历史诸条件”。小卢称此法出自《哲学的贫困》。请看马翁当年是多么一针见血：“经济学家揭示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未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恩1861：1，19）列宁《国家与革命》更将马克思主义提升到“空前明晰具体的高度”：他不但引领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革命政权，更将马翁精髓“从被遗忘状态中拯救出来，又把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再度交到我们手中”。即便在病中，列宁仍灵活运用这一方法，“解决危机与战争中的所有问题”，从新经济政策，到党内民主集中制。（卢卡奇，1992：41）
马克思主义生命说 马克思主义何以再生？此题涉及方方面面，从认识论、方法论，到本体论、价值论。有无一条关系革命成败的基本大法？有的，它就是马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澄明的批判与实践立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恩格斯据此引申道：吾辈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鉴于当时欧洲人觉悟低下，他便用英国人喜欢的布丁，讲解“吃了再说”之理。列宁称“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辩证分析具体问题。毛主席担心中国人不识布丁，遂将此物改为“梨子”。小平同志更是一语中的：黑猫白猫，捉住耗子自是好猫！
循此角度，自不难理解《历史》副标题为何定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卢氏称此法诞生于资本社会，惟无产阶级能从中获得革命意识。一旦缺了此法，马克思学说就会沦为教条、整体崩塌。所以马克思主义“并非对圣经的注解”，而是指一种引导革命实践的辩证法，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与改变”。（1861：91）一句话：它“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861：48）
卢卡奇确信：辩证与实证，高下立判，一如列宁生前对卢森堡的赞美：她是一只鹰，翱翔在资产阶级鸡群之上！在小卢目中，鸡之所以为鸡，是因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二律背反。还记得《心灵》么？它说心灵一旦形式化，就会背叛原创者。《历史》未及摆脱生命哲学（Lebenphilosophie）：为表明实证与辩证的“死活”之别，小卢交替使用呆板与灵动、教条与创新。依我浅见，此说来路虽不正，却可笑纳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生命说”。
资产阶级二律背反 中国学者张一兵在《卢卡奇与马克思》序言中指出：卢氏批判语境，是以“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反对康德式的韦伯”。（孙伯揆，1999：序8）英国专家帕金森证实：新康德主义影响欧洲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即主张对马克思非黑格尔化，代之以康德权威”。（帕金森，1999，51）小卢以其亲身感悟，讲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故事。换言之，他要通过挖掘马翁学说中的黑格尔遗产，来弘扬马列正统性。嫌其抽象，我试以春秋笔法，写意如下：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反启蒙理想，对人类认知作出限定。具体说，他严格区分现象（Ph?覿nomen）与物自体（Ding-an-sich）。前者是日常表象，或此岸世界，它可凭人类认知能力（感觉、知性、理性）加以把握。后者却是一些自在之物（英译Thing-in-Itself），诸如上帝、灵魂、人类起源与未来。作为一切现象的缔造者，物自体不可知，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1]
启蒙思想家高唱人类自由、理性万能。可在康德看来，此辈一无自知之明，竟以物自体为研究对象，岂非打造空中楼阁？小卢称康德伟大，在于他“抓住近代哲学矛盾，将其对立推至极端”。其悲剧，是令西洋哲学陷入一堆悖论：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卢卡奇，1992：186）尽管康德追求系统解释，可他的哲学自身分裂，无法满足同一性（Identit?覿t）要求。康德的冷峻反思，及其对于人类知识与自由的无情限制，于是点燃黑格尔的历史之火。
老康清心寡欲，终生只走哥尼斯堡一条小道。老黑却精力旺盛，不甘无为：他从法国大革命看到历史的骚动，又从拿破仑身上感悟出精神伟力。于是他走出康德知识迷宫，将人从纯粹认知者变成历史参与者。此举挑战物自体，更以一种浮士德精神，恢复了德国哲学理想主义。从此，老黑主体（Subjekt）便成为人类史诗英雄：其能动精神面向彼岸、改变此岸。
老黑如何克服二律背反？具体说，他发明辩证法，并通过中介（Vermittlung）与扬弃（Aufhebung）概念，化解主客矛盾。小卢称：老黑企图“发现并指出那个行为主体，而现实的具体化的总体，则可把握为这一主体的产物”。（卢卡奇，1992：213）此话怎讲？我们已知：维柯称文明为人类产物，康德反视其为物自体。老黑居间调和，称人是自身行为产物，也是历史创造者。至于世上纷纭现象，它们看似孤立无涉，却可纳入一种与整体相联的精神历程中。
马翁辩证法的由来 卢卡奇试以总体概念，对应老黑名言“真理即整体”，以此指示马克思对老黑的继承，同时明确区别二者：[1]老黑主体是思辨主体，而非马翁的实践主体。由于老黑忽视实践（Praxis），所以并未解决主客同一；[2] 《精神现象学》表明：老黑欲以绝对精神取代物自体，但他“被迫超越历史，在彼岸建立一个自我发现的理性王国”。（卢卡奇，1992：22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一举将老黑的狡黠精神从天堂拽回到人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释自身存在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小卢结论：西方哲学百年对抗，经由康德、黑格尔走到马克思，终令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体，从而打破康德式的庸人困境。同时，它也将真理“纳入一种更具体、更全面的总体中，就此获得了全新意义”。（卢卡奇，1992：278）这种内在连贯、高度统一、又保留具体的总体（Die konkrete Totalit?覿t）,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灵魂所在。
再看马翁自陈：“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时，我就批判过其中神秘。当我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平庸自负的德国知识界，却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而且要把他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以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恩，1961：23，24-25）
若把辩证法与马列正统性作为第一套命题，我们不妨说：卢氏新见迭出、头头是道。当然，由于时代限制，他也确实犯下错误，即贸然批评恩格斯，指其忽略辩证法的社会价值。针对此案，我国学者张西平已有公允评判。[22]这里我只想指出：卢氏对于自然科学的抵触，离不开他早年的思想取向。同时，这也关乎他对《历史》第二组命题的见解。
《历史》二：异化与总体
马克思26岁时，曾在巴黎写下一部手稿。后人将它整理，题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手稿》面世，轰动欧美学界。世人从中得知马翁青年思想，于是有两个马克思之说。[23]令人惊讶的是：卢氏《历史》居然提前十年，阐发其中异化命题。他是先知先觉、还是悟性超凡？
其实《资本论》已然揭示了商品秘密：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一种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1961：23，88-89）如此异化，马翁称作商品拜物教。据波兰学者沙夫考证：异化（英文Alienation）出自上述研究。但《手稿》多提及黑格尔的外化（Ver?覿usserung）。根据欧洲传统法学，外化来自出让（Ent?覿usserung），即人在交易中从自我到非我的变异。异化（Entfremden）一词，更强调人与其产物间的疏离。（沙夫，1980：56）
随后马翁多次论及异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称：资本主义“在产生个人同自己、同别人的普遍异化之际，也产生出个人关系与个人能力的普遍性”。（马恩，1961：46，108）至此，异化被赋予一种新义：它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分析，被提高至人类解放的高度。
小卢写作《历史》时，不可能读到《手稿》。可他熟悉《资本论》，了解黑格尔。而他所说的物化（Verdinglichung，英译Reification），亦同席美尔、韦伯颇有关联。摘要如下：
卢卡奇论物化 卢氏《自传》谓：“席美尔金钱哲学、韦伯关于宗教伦理的著作，是我早年的榜样。”（卢卡奇，1986：211）席氏客观化（即对象化），指人类进行有意识创造，产品却与人性背离。《历史》中，小卢仍称此说“富有洞察力”。（卢卡奇，1986：105）哈贝马斯指出：卢氏还借用韦伯二律背反，以便“从两方面考察社会劳动如何脱离生活世界”。（哈贝马斯，1994：454）
《历史》称资本主义双向挺进：一头是非人化（Unmenschlichung），即令工人依附于机器；另一头是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即鼓励精确计算、有效控制，直至发明泰勒制。二者交织，令物化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结构问题”：国家法律中，合理化“将法官变为机器”。泰勒制入侵哲学与科学，又“将专家变为小贩”。（卢卡齐，1992：54）经济学为何不解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实证方法，也在于学者自身利益：对于他们，此乃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卢卡奇，1992：59）
从整体到总体 《资本论》跋文中，马翁归纳其辩证法如下：[1]它认为现存社会制度终将灭亡；[2]它在变革中理解社会及其历史根源；[3]其革命本质，要求它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此外它“一无崇拜”。[24]小卢在异化与总体问题上，对马翁多有补充。可他仍流露一种对于黑格尔精神（Geist）的崇拜：这便导致《历史》的第二套命题及其后续争议。
老黑《精神现象学》序言称：真理即整体。此处整体（das Ganz），即卢氏《小说理论》中的总体（Totalit?覿t）。当年小卢痛感分裂之苦，试以精神科学寻求弥合之道。席韦二师提示：文化与宗教研究不同于科学，它透过现象寻找隐秘，或通过社会关系把握个体特性。于是他以史诗为理想，判定工业文明为“总体缺失的时代”：它支离破碎、毫无诗意、扭曲人性。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提醒我们：物自体重返现代社会，成为与人对峙的他者：它粉碎现实，“造成一种对总体的渴求”。（列维纳斯，1969：43）出于渴求，小卢总体起初呈现为一种完美艺术形式：它以理想为先，呼唤和谐统一。美国教授杰伊说：至于如何扬弃堕落与异化，他尚无力表述，因为“它的名称尚未被人说出”。（杰伊，1984：90）
迷茫中小卢走向黑格尔，将总体奉为主词（God-term）。我国学者郭军称：该总体有两个向度，纵向上它延续荷马史诗，促其转换为人类自由宏大叙事；从横向看，它彰显历史，控诉异化。直到写作《历史》时，卢氏才将它当成一个集约概念，希冀通过革命实践，最终克服分裂。[25]
或者说，卢氏抉发马翁诸多哲学命题，将它们重新堪合、提升至总体高度：其宏伟目标，不单要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物质奴役中，获得经济解放、政治解放，还要让他们从机会主义精神奴役中获得思想解放”。（卢卡齐，1992：97）
总体之回顾 1930年，卢氏在莫斯科参与整理马克思《手稿》。身为马翁再传弟子，他庆幸自己得窥真迹。此后四十年他遍览马列经典，不断纠正补充《历史》所议。有关异化与总体部分，这里归结如下：
首先关于异化。马翁称《精神现象学》是老黑哲学“秘密所在”。（马恩，1961：42，159）其关键，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看作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回归。老黑功劳在于：“他把人的自我形成视为一个过程，即把对象化看作是去对象。因此他抓住劳动本质，从而把对象化的人，理解为他劳动的结果”。
老黑错误有二：[1]他只描述精神运动，而“外化（Ver?覿usserung）历史及其复归，不过是抽象思维的生产史”。[2]老黑只提精神劳动，因此找不到异化劳动的出路。所以，马克思指老黑混淆了对象化与异化：异化是指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对象化（Vergenst?覿ndlichung）是指“劳动产品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惟有“劳动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与破坏时”，异化才真正出现。（马恩，1961：42，161-167）
《资本论》为小卢提供了一种经典方法示范，即从具体分析商品入手，复从总体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任何问题，都会在商品之谜中发现答案”。（卢卡奇，1992：53）根据这一方法，小卢发现：他的物化说也同老黑一样，严重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而马翁早已明确划出一条界线，即“劳动本身的对象化，不同于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26]
另外，当他在《历史》中探讨无产阶级意识时，老黑那种“精神外化、再返回自身”的逻辑，愈发跃然纸上。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曾以“黑格尔方式”论证无产阶级意识，继而套用韦伯的理想原型（Idealtype），表述阶级意识如何在革命实践中，达至主客体统一。（卢卡奇，1992：序15）
最后，他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总结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与对象化并存，但对象化不会消除。而异化作为历史现象，则可加以克服，因为它并不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卢卡奇，1994：614）
其次关于总体。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在总体问题上亦有突出偏向：他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社会理论、社会哲学，从而忽视它也是一门关于自然的理论”。具体说：[1]他以激进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涵，却在尝试中遗忘了“经济为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2]同时他忽略了人类劳动“作为社会与自然的转换中介”。此话怎讲？
根据列宁《哲学笔记》，惟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引进泰勒制、电气化，包括电影、广播等先进文化手段，才能在坚实经济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文化远景。[27]对照列宁的总体构想，卢氏自我批评说，马翁早就明言“发展人类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可他的总体性，由于反感科学、遗忘经济，“导致一系列根本性混乱”。不过他坚信《历史》成就之一，正在于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卢卡奇，1992：序10-11）
我国学者张西平称：卢氏总体“令马克思主义生出了浪漫双翼”。（张西平，1997：211）英国学者默克瓦谓：卢氏总体意在区别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说，结果弘扬了一种总体性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此说对后续西马学者影响至深：正是基于此说，法兰克福学派大举发动工具理性与大众文化批判。（默克瓦，1986：81-87）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看来总体确是一个问题。
卢卡奇与西马
对于卢氏，《历史》是他37岁时的一部习作，书中瑕瑜互见，颇多可商榷处。然而二战后的欧美左派纷纷奉其为西马开宗。对此老卢矢口否认。自他1945年返回匈牙利，直到1972年去世，他一直保持其信仰总体性。如他《自传》所言：“成为共产党人，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卢卡齐，1986：35）
时至今日，我们当如何评价老卢与西马关系？除了安德森所说的“历史错位”外，我以为不妨以二八比例，肯定老卢功绩如下：
[1]马克思逝世时，留下大半著作未发表。恩格斯称：当时全欧洲读懂《资本论》者，不过五人。安德森叹曰：马翁笔耕终生，“未曾得见大规模革命运动”。（安德森，1976：2）在此“几乎被遗忘”的背景下，卢卡奇受列宁指引，背靠俄国，面向欧美，用德语宣讲马翁遗书，点燃西方革命之火。
别忘了：卢氏《历史》痛批第二国际纲领，推崇马列正统。其主要命题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践哲学、无产阶级意识。此后三代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从葛兰西到柯莱蒂，从威廉斯到萨义德，无不以《历史》为中介，以卢氏批判为楷模，竞相拜读马克思。请看哈贝马斯的真情追忆：“《历史》是我青年时代的指路明灯，我是经由卢卡奇开始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杰伊，1984：465）
[2]与多数俄国理论家不同，卢卡奇通晓多种语言，擅长哲学社会学，熟悉现代文艺思潮，故能驾轻就熟，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阐释者及其黑格尔根源的发见者。英国学者捷尔内赞曰：“卢氏思想构成，得益于东西方文化互动，故能于众多马克思学者中，凸显独一无二。”[28]当然，老卢将其西方文化特性带入俄国革命中枢，难免引起摩擦。可他以诚挚态度，在师傅与学徒、中心与边缘、共产党与非党学者之间，开启一番对话格局。
1922年序言中，小卢称《历史》是他“忙于党的工作之余，试图弄清革命运动中的理论问题”。所以他恳请读者包涵：其中留有“特殊历史痕迹”，也别指望从中发现“科学系统性”。他写书的初衷，仅仅是为“针对辩证法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一个开端”。（卢卡奇，1992：45）
此一研讨格局，实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发展条件。诚如安德森所言：国际共运中的文化差异、策略分歧，“对于左派而言，既在情理之中，亦可丰富理论资源”。（安德森，1976：7）以左派幼稚病为例，小卢的冒失言论，显然让列宁深有所虑：“他第一次面对欧洲革命策略问题”，即俄国成功战略，如何应对改良主义盛行、议会制度成熟的欧洲诸国？（卢卡奇，1992：序言18）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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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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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又称社会党国际。伯考二人先后成为恩格斯助手，主编国际刊物。恩格斯逝世后，伯氏发表《进化的社会主义》，导致第二国际蜕变。考氏发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攻击十月革命。列宁回敬以《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参阅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社会主义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纽约：1970。
[20]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波兰犹太人，早年入社民党，后为德共领导人，著有《改良或革命》（1900）、《俄国革命》（1918）。1919年她与李卜克内西发动工人起义，血战后被杀。列宁誉之为“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卢卡奇称她是“工人的圣女贞德”。《资本积累》见Agnes Schwarzschild英译本，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伦敦：卢特里奇，1951。另见厄斯纳，《卢森堡评传》，东柏林，1951，孔固中译本，三联书店，1964。
[21]康德在书中列出12范畴：肯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等。它们与经验结合，即成为知性。所谓理性局限，是承认上述思维形式都是人为的，我们不可能超越它们去发现物自体的秘密。据此，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亦可视为物自体。请注意：康德此说引发席美尔的主客观文化对立、韦伯的合理化与非人化悖论。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邓晓芒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
[22]卢氏在流亡中写作《历史》，未见《自然辩证法》。他靠手头的《反杜林论》指责恩格斯。其实《反杜林论》称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之科学”。《自然辩证法》进而论证三大规律，即转换、否定、否定之否定，称它们都来自黑格尔。详见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书店，1997：30-58。
[23]1932年苏联马列研究院出版德文版《马恩全集》第3卷，收入《手稿》。同年在莱比锡出版《手稿》另一德文本，见Martin Nicolaus 英译本，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纽约：企鹅出版社，1993。《手稿》面世后，欧美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论著出现上百部，并于二战后形成一股“回到青年马克思”的潮流，其代表有法国萨特，美国弗洛姆、马尔库塞，波兰沙夫等。参阅沙夫（Adam Schaff），《马克思主义与个人》，英译本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公司，1970。
[24]这一概述参照《资本论》，1873年德文版。详见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7。
[25]见郭军，《总体》，载《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6]见卢氏论文《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载《〈1844年经济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14-215。
[27]卢氏写作《历史》时，苦于看不到列宁著作。《哲学笔记》九年后才出版。卢氏自述：“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正沿同一方向前进。他在此（总体性）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详见《历史》杜章智中译本，1992：序15。
[28]见捷尔内（Richard Kearney），《欧洲哲学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136。
相关链接：
葛兰西：西马之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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