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英雄传——卢卡奇：西马之起源（上）

赵一凡
2007-02-05 16:27:13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于灵活的（而非机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总是根据变化了的历史状况，并结合新出现的理论洞见，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出富有启发性的阐释。正如在哥白尼和弗洛依德之后大家都分别成了哥白尼主义者和弗洛依德主义者一样，在马克思之后大家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他们的发现从此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社会或人性的角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可能的样板，同时，它也洞开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更深广的阐释的可能性。自本期起，本刊将连载赵一凡先生勾勒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系列文章———“西马英雄传”，以飨读者。
　　赵一凡，男，1950年出生，哈佛大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一凡先生博闻强识，涉猎甚广，思想史、文论研究以及文化批评方面著述颇丰；于西方新学，尤能穷其源流，考其脉络，并以独特之眼光，加以辨析和评判。我们应当记得一凡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1992年起）在《读书》杂志上连载的有关西方文论的札记──“哈佛读书记”（1996年，他将其中16篇结集出版，题名《欧美新学赏析》）。所谓“新学”，是指从尼采到福柯的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其中三大思想潮流分别为：现象学、结构/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潮流绵延百年，起伏跌宕，既彼此冲突，又交叉融会，共同呈现西方人文学术的跨学科变革趋势。
　　虽忙于学术研究和授课，但当本刊约请一凡先生拨冗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写些文章时，一凡先生慨然允诺，欣然命笔，为读者计，还搜罗到一些珍贵的相关图片。在此，本刊谨向一凡先生表示谢意。
　　一凡先生的文体，涉笔成趣，于简约中见起伏跌宕、峰回路转。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和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正如望远镜之两端，既能辨其细微，又能揽其全局。

　　“西马英雄传”共八篇，依次为：

　　[1]卢卡奇：西马之起源；
　　[2]葛兰西：西马之战略；
　　[3]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4]阿多诺：西马之否定；
　　[5]阿尔都塞：西马之重构；
　　[6]西马在英国；
　　[7]西马在美国；
　　[8]哈贝马斯：交往理性。
　　
　　考虑到篇幅，每篇均按上、下篇连载。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上）
　　
　　1965年，巴黎结构主义革命如火如荼。这一年，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保卫马克思》。此书以结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公然挑战卢卡奇的革命主体论。以阿氏之见：马克思1845年后的革命思想，科学严谨、自成体系。而卢卡奇“只要一听到科学字眼，就大叫实证主义。所以我们在理论上有权、在政治上有义务，使用并保卫科学这一哲学范畴”。（阿尔都塞，1984：226）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意识形态！历史乃一无主体过程！阿尔都塞登高大呼，新左派激动不已。此际，法国老左派领袖，那个倔强善辩的萨特在干啥？老爷子正埋头赶写《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巨著的导论《方法问题》，早于1960年发表。在其中，萨特秉承卢卡奇的人道精神，提倡其实践方法，并以大段热情文字由衷赞美卢氏贡献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像月亮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在清算了我们头脑中种种资产阶级范畴之后，它突然把我们丢弃了”。何以如此？原来是苏联人割裂理论与实践，将其“变成僵化知识”。更可悲的是：他们失去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总体把握。是卢卡奇，那个西马创始人，率先批判苏联教条：“二十年的实践，赋予他全部必要的权威，从而将那种假冒哲学直呼为唯心主义”。[1]
　　此刻，卢卡奇的法国弟子戈德曼，也在研究卢氏思想。1970年戈德曼因病去世，遗稿《卢卡奇与海德格尔》1973年面世。该书称“本世纪哲学的转折点”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辩证学派同时诞生。
　　众所周知，20世纪哲学桂冠分属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戈德曼说：除去分析哲学这一支孽障，另两派竟是孪生子：它俩均有新康德主义基因，都从古典哲学娘胎里呱呱坠地。（戈德曼，1977：2-6）
　　戈德曼新说饶有兴味，但苦于证据不足。就在他的遗著发表前夕，大批物证不请自来。1972年夏，联邦德国某银行：有个小职员正在死寂一片的金库里值班。为了消磨时间，他拿起一份《左曲线》，阅读其中介绍卢卡奇的文章。卢氏战斗生涯，反衬小职员生活的刻板无聊。猛然间他眼前火花闪烁，疾步走向一个标明Georg von Lukács的保险箱。从中赫然发现：卢卡奇曾于1917年11月7日，委托该银行保管他的个人文件，其中有1600多封书信，卢氏早年日记，以及他在海德堡时期的大批文稿。援引这一发现，再加上卢氏临终前口述的《生命纪录》，西方学界对于青年卢卡奇的研究，于是便有进展如下：

　　金粉往事

　　欧美学者目中，卢卡奇学富五车、英气逼人，不愧“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其理论精湛程度，堪称西马极高之品位。（阿雷托，1979：104）英国学者安德森说：卢氏代表那一代革命家本色，他以书生双肩，担负学术与政治重任。投身革命之际，还保持了“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双边关系”。（安德森，1984：16）
　　1885年4月13日，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商家庭，乳名Gy?觟rgy。[2]他祖父原是维也纳工厂主。父亲则从银行家变成奥匈帝国的册封贵族。母亲出身德国犹太名门。她下嫁卢家后，素以德语管教子女。礼仪之争，导致母子冲突不断。卢卡奇《自传》称：“我出生在布达佩斯富人区，来自一个资本家家庭。通过父亲，我们频繁接触达官显贵。所以我很自然地产生拒斥心理，并将反抗情绪从政治向文学诸领域扩展开去。”（卢卡奇，1986：18）
 1902年卢卡奇入读布达佩斯大学。攻读法律经济之余，他却喜欢上戏剧和美学。当时欧洲戏剧富含社会批判，其中尤以柏林和巴黎自由剧场最受民众欢迎。于是小卢创立剧团，与同学排练易卜生、高尔基、斯特林堡等人作品，公演达百余场。1906年他获法学学位，不久又写出《现代戏剧发展史》，荣膺哲学博士。一连串的成功，令小卢发现自家学术天分。于是他不断前往柏林，去旁听席美尔、韦伯、狄尔泰的讲座。
　　师从席美尔 1906年冬，小卢前往席家，加入他和韦伯领导的社会学社团。此时德国社会学尚无合法地位。席美尔提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其主攻方向当为社会化过程。[3]他在《金钱哲学》中，将自己信奉的生命哲学与唯利是图的金钱哲学并置一处，对后者痛加挞伐。
　　席氏称：文化当令生命富足。譬如一棵野梨树，天生结酸果。可在人工培育下，它会结出甜美果实。故此，文化类似培植，即将人从自然提升至完美。他又说：启蒙时期的欧洲市民社会，尊重个性、提倡自由，堪称主观文化。19世纪后，人际关系受金钱支配，日益变作一种冷酷无情的客观文化：它倒行逆施，榨取人的单一潜能，导致其他资质荒废。
　　此一客观化（Obejktion）过程，竟将欧洲人亲手打造的现代文化变作一种异己之物：它违背其意愿，封闭其心灵出路。这文化愈是繁荣，人的精神就愈加贫乏。如此人与文化的严酷对峙，便酿成“文化悲剧”。[4]
　　悲剧何在？席氏称：“客观文化由人类活动专门化造成。其手段区分得越细，劳动者所表现的人格就越少”。请注意：此说明显呼应马克思异化论。但席氏并未说明异化的根源，反将人类精神自由寄托于文艺创新。在他看来，社会功能化角色剥夺个性。但也有例外，譬如歌德、伦勃朗等艺术家，仍可发挥个人创造力。总之，惟有在精神王国中，个人方可抗衡社会。（席美尔，2004：459）
　　一段爱情悲剧 谁承想，席老师口中的悲剧文化，竟在小卢身上应验如神。1908年冬，他和女画家伊尔玛一见钟情。第二年夏天，他俩结伴去意大利旅行。关系亲近至此，小卢却像个哈姆雷特王子：一来他自小缺乏亲情，害怕家庭生活；二来他认定自己负有学术使命，所以爱情和工作只能取一。伊尔玛劝说无效，只好另嫁。可她婚后痛苦不堪，一日跳进多瑙河，以身殉情。
　　小卢受此震撼，诅咒自己要像迈达斯王那样悲惨终生：希腊神话中那个呆王，自从酒神处获得点金术，日日得意忘形。当他爱上一位美女后，他的拥抱却将那姑娘化作一尊金像。[5]
　　痛苦中，小卢将其随笔编成《心灵与形式》，献给初恋情人。书中10篇杂文，题旨不一，点评如下。
　　《心灵与形式》 席美尔命题，即文化产品一旦客观化、或被赋予形式，就会与人分离。所谓形式（Formen），源出柏拉图理念。柏拉图称：与诗人的骚动心灵（Seele）相对，这形式严整有序，乃一切生命再现之最高法官。
　　根据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形式予人快感。可它神奇莫测。小卢发现心灵渴望创造、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另外，它有各种外化可能，可在形式制约下，通常显得僵化乏味。只有某些瞬间，它才惊鸿一瞥、大放异彩。
　　《杂文的本质》，大讲评论（Kritik）之形式。小卢主张：与文学创作一样，学术批评亦应不拘一格、标新立异。杂文如何？随笔又如何？但凡写得好，便是艺术品。从古至今，这方面的典范，先有柏拉图对话、蒙田杂文，后有尼采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卢卡奇，2004：120-122）
　　接着他又侃起克尔凯戈尔。此公面对爱情，先是中断婚约，继而针对康德“绝对命令”，语无伦次，写出一本《非此即彼》的哲学大作来。[6]
　　据此，小卢将那人生之旅，比喻为“道德与幸福”分道扬镳：一条路奔向崇高理想；另一条则尾随众生，浑浑噩噩。[7]前者乃真正生命，后者为现实生命。（卢卡奇，2004：124）对于小卢，“女人和母亲恰是美好憧憬的对立物”。（卢卡奇，2004：156）戈德曼指出：卢氏文字游戏，与海德格尔分割存在（Sein）与存在者（das Sein），实出于同样伎俩。（戈德曼，1992：65）
　　再看关键一篇《悲剧形而上学》：现实生命混沌可悲，生不如死。真正生命便表现为否定形式：死亡。（卢卡奇，1974：159-161）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腊悲剧中，死亡凸现生命意义。悲剧功能，在于揭示现实生命中的“伟大瞬间”。（卢卡奇，1974：154）
　　说白了，小卢的悲剧英雄，乃一挥舞独孤九剑的浪漫文人：仅那一瞬间迸发的强光，足令他抛弃碌碌，走向搏杀。戈德曼称此文是《存在与时间》先兆。卢氏生存观与海德格尔暗通。“在那世纪末的绝望中，他俩为否定荒谬日常生活，双双发起一次朝向绝对者的跳跃”。（戈德曼，1992：160）

　　华丽家族

　　伊尔玛死后，小卢1912年移居海德堡。此地为何吸引他？原来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分别在马堡、海德堡形成中心。所谓“新康德”，无非是一批精神苦闷的德国哲学家，为了抗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手围剿，不得不试以康德反思精神，重新研判黑格尔，从中寻求出路。
　　在海大，小卢旁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文氏呼吁“正确理解康德”、注重精神价值。他病逝后，李氏沿用其说，区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8]对比柏林大学，小卢发现一个张力场：其中传统与新学竞争，哲学与社会学对话。所以他来海大，等于加入德国学界华丽家族，进而获得资格，评判欧洲前沿思想。其中重大一案，便是狄尔泰挑战康德。[9]
　　狄尔泰VS康德 18世纪启蒙学者维柯，曾在《新科学》中表示：与科学真理不同，人文历史属于“人类自己造就的世界”，因而当有一项关注“人类心灵”的研究方案：它既非数理公式，亦非笛卡尔的自明标准。它是什么？狄尔泰亢声答曰：生命哲学！生命（Leben）包容人类生活，其中有社会组织、文化形式，也有人类心灵的各式外化（形式化）表现。
　　20世纪初，欧洲实证主义排斥情感，蔑视历史。狄尔泰遂向康德发难：“该用历史理性批判，代替纯粹理性批判。”（狄尔泰，1989：21）在他看来，生命虽与时间相关，可它并非机械单位，而是人生喜怒哀乐。为此他强调：人类生命活跃在历史进程中，彰显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历史理性批判》未果，却引出狄氏对康德本体论的凶猛改造：[1]他抛弃先验假设，视人为一种历史存在；[2]他称生命世界并非纯粹知识之再现，而是一种在思想与感觉互动中赋予我们的现实。一旦突出生命历史性，狄尔泰便激活了康德哲学中的两大范畴，即人生有限性、偶然性，二者均指向西方思想争议焦点。
　　20世纪初欧洲人重新发现黑格尔，主要归功于狄尔泰。1905年他发表《青年黑格尔》，引起小卢兴趣。他循此考察马克思，后写出一本同名著作。[10]阅读狄尔泰，亦令小卢痛感哲学与现实脱节。他后来承认：他迷信先验、崇尚精神，故而“在永恒价值与历史运动间，留下了致命伤口”。[11]
　　与韦伯交往 1908年韦伯因病辍教，改在海大家中设坛。1911年他召集胡塞尔、席美尔、文德尔班诸公，发起《逻各斯》杂志。[12]尾随席美尔，小卢来到韦家，与一干新秀往来酬酢，其中有哲学家拉斯克、美学家鲍姆加登、社会学家滕尼斯、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当年景象难以再现。打开《逻各斯》，却可读到席美尔《文化概念与悲剧》、李凯尔特《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其中还有小卢的《悲剧形而上学》，及其追念狄尔泰的华丽悼词。
　　短短六年，经由席韦二师耳提面命，小卢从一介贵公子，俨然成为德国学界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早期成果有：1914年将博士论文两章改名《现代戏剧社会学》，刊发在韦伯主导的《社会科学》上；同年撰写《艺术哲学》，后因世界大战服兵役，被迫中断；1916年为申请海大教席，小卢重写《海德堡美学》，继于1916年发表副产品《小说理论》。
　　二人交往中，韦伯先是赞赏小卢才华，助其显身扬名，继而殷殷关切他的前程。小卢转向革命前夕，韦伯与之频繁对话，形同忘年。对于小卢，韦伯学问深邃，处世老道，仿佛黑暗波涛中的灯塔。这一对老少对话，可惜未见专题研究。根据文献中的散乱线索，我谨提示如下：
　　[1]面对西方理性化趋势，韦伯由精神入手，提倡中立客观的社会学方法。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理性化源自17世纪加尔文教徒，即一批吃苦耐劳的上帝选民。其成功发财经验，倡发一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后者于不期中演变为资本主义合法精神。
　　韦伯称此精神为一种斯多葛式的工作伦理，即把工作当天职、借此摒弃精神诉求。从此，西方人迎来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对比马克思《资本论》，韦老师的“文化决定论”，一度令小卢困顿：只因它无视阶级斗争，亦无法解释席卷欧洲的战争与革命。[13]
　　[2]韦伯另一贡献，是他在《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中开创的官僚制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组织，依次以神权、王权、法权为基础。作为现代理性产物，官僚制（Bureaucracy）起自法文Bureau，即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通过文牍传递实现合法治理。其理想社会学模式是：科层组织、森严等级、非人化管理、长期聘用专家、建立薪金制。
　　对此韦伯冷嘲曰：普鲁士官僚自称社会公仆，可谁又能阻止这帮“小马基雅维利”从中攫取权势？结论：官僚制好比一个囚禁精神、窒息生命的铁笼子。而它自身蕴含的潜力，将决定现代社会的走向。任何革命或改良，都阻挡不了“官僚的进军”。[14]
　　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阴暗诊断，因其价值中立（Value Free），反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深刻性。小卢在理智上被迫接受，可在情感上郁闷不已：韦老师此说是否现代人的终审判决？难道世上一无任何变革希望？

　　布达佩斯烽火

　　1914年，小卢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发现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这便是《罪与罚》中的索妮娅、《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他们告别悲剧人生观，竞相以果敢行动，追求生命之丰盈。
　　同年，小卢结识俄国女子叶莲娜：该女16岁参加革命党，一度怀抱婴儿与炸弹，行刺沙皇重臣。事败后她流亡巴黎，幸得小卢接济，两人闪电结婚。婚后叶莲娜移情别恋，小卢继续资助她，并将《小说理论》题献给这个“炸弹女郎”。
　　韦伯夫妇与小卢家人一齐劝阻这桩婚姻。1918年，韦伯讲演《作为职业的学术》，勉励小卢专心治学。不料小卢刚同叶莲娜离婚，又同她一道加入共产党。1919年1月，德共领袖卢森堡在柏林起义中牺牲。韦伯闻讯大惊，发表《作为职业的政治》。小卢此刻身在疆场，偶见此文，难免悲从中来。1920年韦伯去世，小卢仍在其政治著述中没完没了地与之争论。
　　针对此案，西马哲学家布洛赫说：通过结婚，小卢“拥抱了陀氏的俄国”。美国女学者格拉克称：与叶莲娜邂逅，标志小卢挣脱韦伯铁笼，转向激进主义。[15]而我以为，小卢投身革命，与中国李大钊、周恩来如出一辙：他们满腹经纶，衣食无忧，偏能于乱世中心系天下，继而从书本走向革命。说到韦伯与小卢关系，想想巴金笔下的觉新与觉民，也就大致是了。
　　《小说理论》 小卢思想转折，反映在《小说理论》中。专家将此书与本雅明《德国悲剧起源》并列为现代文艺批评典范。卢氏现实主义文论，国人耳熟能详，殊不知他早已玩腻了现代派，且是此中顶级高手。小卢称该书动机是“背离康德、走向黑格尔”。（卢卡奇，2004：7）
　　为何背离？“康德的星空犹如纯粹知识的黑夜”，它迫使小卢摈弃永恒形式，走向黑格尔“美学范畴的历史化”。（卢卡奇，2004：11）根据黑格尔，精神在历史中显露自身。各时期的艺术，从史诗、悲剧，直到现代派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
　　其中小卢首推希腊：“在那幸福年代，世界广阔无垠，却是人的家园”。（卢卡奇，2004：3）荷马史诗提供了最丰盈的生命形式：在那万物和谐的天地里，一无历史，二无个体，三无主客分离。可惜那个美好的总体境界，已被资本主义残酷粉碎了：“生活错乱，一切均被破坏无遗”。（卢卡奇，1974：151）为了弥合裂变，现代戏剧竭力保留一个完整内心世界，小卢称之为内涵总体性。
　　小说代表外延总体性。小卢称：在这“绝对罪孽的时代”，惟有小说赋予主角一种精神探索使命。这个乱世英雄，先以唐吉诃德面目出现：他外出游荡，追寻真谛，却发现世界陌生、人心不古。随后他进入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托梦给一个现代庸人：此人仅靠回忆与幻想，寻觅久违之光。那光芒最终在陀氏小说里，粲然照亮了索尼娅、阿廖沙的人生。
　　红军政委卢卡奇 读懂小卢心曲，此后变化顺理成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奥匈帝国瓦解。
　　同年底，小卢申请海大教授失败。可他蓦然发现：以孔贝拉为首的一批战俘从俄国返回，火速建立匈共。小卢12月入党，2月当选中央委员。
　　原因是：[1]他对资本主义“憎恶至极”。[2]他经由缜密学理，接受马克思学说。[3]他出于道德考虑，仰慕党的使命。[16]
　　1919年3月，匈共组建苏维埃政府，小卢出任教育副人民委员。上任不久，西方列强唆使反动军队进攻匈牙利。小卢亲赴前线，带兵作战。为了阻止一次战场溃退，这位红军第五师政委面不改色，下令枪决7名逃兵。
　　战至8月，红色政权失败，共产党人大批撤离布达佩斯。小卢奉命坚持地下斗争。直到战友被杀、组织遭破坏，他才开始流亡生涯。
　　马克思主义学徒期 小卢逃至维也纳，遭当局逮捕。朋友请愿，韦伯斡旋，免其一死。此后他创办《共产主义》杂志，发表《论议会制》，号召决死抵抗。此文受列宁批评，斥为左派幼稚病。1921年小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受到列宁接见。从此他对马列经典愈发精研细读、渐入佳境。[17]
　　1923年小卢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次年列宁病逝，他与柯尔施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五大，竟遭季诺维也夫打压。小柯不服，被开除党籍。[18]小卢回家检讨，复推出《列宁：总体思想研究》。1929年他化名勃鲁姆，为匈共起草政治报告。根据他对列宁策略的理解，《勃鲁姆纲领》力主匈共联合社民党，实施工农民主专政。不料又被上级打成“取消派”。
　　小卢从此转向学术研究。1930年他前往莫斯科，参与辨认马克思手稿。后以专家身份，进入梁赞诺夫主持的马列编译局。1931年他返回德国，以左翼批评家身份，在《左曲线》大量撰文。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受奥地利政府驱逐，返回莫斯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

注释：

　　[1]《方法问题》是《辩证理性批判》的导论，引文见Hazel&Barnes英译本，The Question of Method，纽约：兰登书屋，1963：21-29。安德森认为：萨特是受卢氏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辩证》试图合并结构与主体，并不成功，转而研究福楼拜。详见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36-37。
　　[2]匈文中，卢氏姓名作卢卡奇·捷尔基。因其著作多以德文发表，德国人称他为格奥尔格·卢卡奇。译成英文后，却被广泛读作乔治·卢卡奇。虽不准确，倒也入乡随俗。
　　[3]席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西方社会学起源于孔德实证主义、斯宾塞进化论、狄尔凯姆劳动分工说。这套杂合理论，曾驱使19世纪学者大举阐释社会机制，并引起其他学科嫉妒，20世纪初，德国大学均无社会学系。席氏努力一生，却因犹太血统，总也当不上柏大教授。1914年他含恨离开柏林，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教书，1918年辞世。这一悲惨结局，促使小卢1918年申请海大教职失败后，毅然投身革命。
　　[4]引文见席氏论文《论文化的悲剧》，载其文集《现代文化冲突》，Etzkorn Peter英译本，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1968：42。
　　[5]见卢氏1908年11月18日给朋友的书信，载《卢卡奇书信选》，Judith Marcus英译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
　　[6]克尔凯戈尔（S?覬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驼背跛足。早年入哥本哈根大学修神学，结识一女友。可他坚信上帝与婚姻只能择一，于是解除婚约。参阅《非此即彼》（1843），Howard Hong英译本，Either-O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
　　[7]康德笃信善性，即“应当如此”的绝对律。可惜人类处处受利益驱动，故而做不到。康德实践理性，令克尔凯戈尔寸步难行。请留意：康德终生无女友。参阅《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邓晓芒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3。
　　[8]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著有《历史哲学》。1915年文氏病逝，教职由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继承。后者援引文氏精神价值说，称自然是物质总和，文化是因其价值传承的人为体系。据此，他确认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范畴对立。李氏《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参阅涂纪亮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
　　[9]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早年就读海德堡，后在巴塞尔大学、柏林大学任教。1883年在柏大发表《精神科学纲领》，为人文学术提出一套理解与阐释方法。此举反映新康德主义发展势头，但也暴露其内在矛盾。
　　[10]狄尔泰书名为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卢卡奇书名为Der junge Hegel。后者参阅王玖兴中译本，《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4。
　　[11]见卢氏《小说理论》英译本，序言：16，1971。关于卢氏与狄尔泰关系，参阅帕金森，《卢卡奇》，1979；或翁绍军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4。
　　[12]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早年在海德堡攻读经济与哲学，后执教于弗莱堡、海德堡、慕尼黑诸大学。1908年他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1910年与席美尔、滕尼斯发起德国社会学会。作为一份“旨在建立文化哲学的国际杂志”，《逻各斯》超出社会学，成为20世纪初叶德国的首要思想论坛。
　　[13]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Talcott Parsons英译本，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2001；关于韦伯与小卢的交往，参阅Michel L?觟wy著《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Patrick Camiller英译本，Georg Lukács: 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伦敦：新左派书店，1979。
　　[14]参阅韦伯，《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Henderson英译本，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及David Beetham，《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伦敦：政治出版社，1985。
　　[15]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卢卡奇在海德堡时期的老友，后为德国左派文艺批评家，著有《希望哲学》，《艺术的乌托邦功能》。参阅其《美学与政治》，Taylor英译本，Aesthetics and Politics，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80；及格拉克（Mary Gluck），《卢卡奇那一代》，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16]参阅卢氏论文《共产党的道德使命》（1920），载《卢卡奇1919-1929年政治著作》英译本。又见卡达凯（Arpad Kadarkay），《卢卡奇的生活、思想与政治》，Georg Lukács: Life, Thought, and Politics，牛津：布莱克威尔，1991：202。
　　[17]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60。列宁的批评，令小卢心悦诚服。参阅他的《列宁：思想总体性研究》英译本，1973。
　　[18]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法学博士，1919年加入德共，一度出任图林根工人政府司法部长。1925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流亡英国，1961年在美国去世。参阅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英译本，Marxism and Philosophy，纽约：每月评论，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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