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与民间交往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对佐利克演讲的评说
赵启正
2007-07-20 13:37:42
谢谢王新奎先生的介绍，更谢谢佐利克先生刚才精彩的演说。演说的内容很丰富，除了在会上讨论之外，在会后，特别是中方，还会进行深入的研究。
刚才刘恩沛先生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三十五年前签订中美公报的地方。我想补充一点，当年的那个锦江小礼堂已经被拆除了，这是在原地重新建立的，样子和原来差不多，但是它更坚固了，有很牢靠的地基，有很好的柱子，也许可以说，我们中美关系当年就像那个旧的礼堂，今天就像这个新的礼堂。礼堂拆除之前，1997年，我请基辛格博士夫妇到这里来。我向基辛格夫人说明了基辛格当年的贡献，基辛格博士很高兴，他说多年来，她不一定瞧得起我，从今天起，她会尊重我。
刚才佐利克先生的演说涉及四个问题（朝鲜半岛、伊朗、苏丹和能源），还有几点结论，我这里只有十五分钟的评论时间，就不能对这四个问题一一应对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全球利益攸关者”是佐利克先生爱讲的关键词，那么中国应该负什么责任呢，我想表达我的意见。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21%，但是它在世界GDP的总量只占5%。从这点看，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把中国建设好，让中国人过上更幸福的日子。因为的确像佐利克先生所说，中国面临着内部的挑战，这包括贫富不均的问题，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很快就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中国的第二个责任是在联合国的责任，应该承担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1993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访问这座城市，他对我说，上海少建一所小楼，就可以派几个营的维和部队。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派出过维和部队，因为我们的确没有那样的力量。但是今天，我们派出了许多维和部队，有人说我们派出的维和部队的人员总数已经是第一名或第二名了。中国的国际责任还包括要共同地对付人类面临的挑战，如环境保护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的泛滥问题，以及恶性的传染病问题，像禽流感等等。
佐利克先生说中国人对美国还存有戒心，我不想否定，我承认这一点。只有直率地交换彼此的看法，我们才能合作得更好。为什么我们对美国有戒心呢？我们是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多面性和波动性感觉到的。兰德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末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应当是遏制加接触。美国的报纸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就是“containment”和“engagement”合成“congagement”，任何一本英汉字典都查不到“congagement”。因此我们觉得它就像自动汽车的闸，它和离合器是一体的。当驾驶者踩下去的时候就“遏制”了，抬起来就“接触”了，这只是一个比喻。中美关系如果是这个汽车的话，它有两个驾驶员，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那么他们俩之间怎么处理好呢？就要按照佐利克先生所说的应当是两个“stakeholder”之间的关系，他们俩必须商量才能把汽车开好，因为一个人只能管一个轮子，他们两人能够沟通，这个车才能向前进，所以比起其他的描述来，我们更喜欢佐利克先生的“stakeholder”，我们觉得这是很现实的。
中美之间要增加互相的信任才能减少彼此的戒心，因为不仅中国人对美国有戒心，美国人对中国也是有戒心的，中国人也希望美国人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要减少猜疑、增加信任，减少摩擦、增加合作，就要更多地接触，更多地沟通。在合作方面，有很多题目可做。比如说能源的合作，这包括对于资源的开采，也包括对新技术的研究。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也有不协调的地方，但是中日双方都觉得要进行新的合作，新选的题目之一就是进行能源合作。我曾经在上海接待过鲍大可先生，好像奥克森伯格先生是和他一起来的，他们对中国的见解、对于我们合作的前景给我们很多启示。佐利克先生对中国的研究也令我钦佩。他刚才说了朝鲜半岛一百年以来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还说了上海本地的历史。假如美国有更多的鲍大可、奥克森博格、佐利克，还有何立强、白丽娟，那么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就更多了。当然中国也有很多知美派——了解美国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是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或参加者。在刚刚闭幕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发言，强调在中国要提倡“公共外交”，要让学校、研究所、基金会、媒体、非政府组织都参加中国和外国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双方容易更直率地表达观点，避免外交辞令。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讲究效率的，今天的会议就是公共外交的一个范例。
谢谢。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未经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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